等到扒红芋的时候，他家的红芋却比谁家的长得都大，个数也多。
这让村民们个个都晕菜了，都以为他有神灵相助。
恰好有县里来的农业专家下农村考察，有人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专家经过一番研究，下结论了：
一季几遍地翻弄红芋秧子，看似给地透了气，实际上却是扯动了秧根，严重地影响红芋的生长，反倒不如不动它，任其生长的好。
这下子引起了轰动，原来忙活不如闲着，还真是吃饱了撑的！
从此以后，再没有人翻动红芋秧子了。
红芋栽下后，一直到扒出来，剩下的活计就只有一样了：拔草。
别的草都好拔，攥住草茎一扯就连根起来了，最难对付的草是荠荠牙和拉拉秧。
荠荠牙的叶子呈锯齿状，手一碰它就被扎得生疼，往往拔不了多少，手就疼得没法再拔了，所以拔这种草，须得特别小心，或者干脆就不怕它，咬牙猛拔，反而没那么扎手了。
这就是所谓：“荠荠牙，老黄狗，越怕越扎手。”
拉拉秧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草，秧子伸展到哪里根，根就扎到哪里，而且根须扎得又深又密，要想把它斩草除根，需得叉开五指，把手指深深地插进土里去，然后连草带土都抓紧了，嗤嗤拉拉地扯起来，把它的秧子和根须都拔掉，有漏下的也要找净，不然它还会靠那一点根须再长起来的。
赵东城拔了一会儿，手上就扎满了小刺刺，他想起了那句谚语，索性一把抓去，果然不觉得怎么扎手了，心想这世间的事儿还真就是奇怪！
他的手指头也被干土磨蹭得火辣辣地疼，但他忍住了。
后来爹叫他歇一会儿，于是爷俩就坐在红芋垅子上说话。
说着说着就说到村里的事。
赵东城不知动了什么念头，忽然说：
“我想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不知赵启章会不会批准我入党。”
父亲看了看他，叹口气说：
“赵启章从来不把村里人入党当一回事，你写了恐怕也不顶用。再说了，赵启章对咱们这一大家子人，起早就有成见。当初你大爷年轻的时候，和他各领了一批人，后来上边说你大爷这一派错了。赵启章不久就当了村里书记，从那以后就挤压咱们这几家，好事找不着，坏事漏不掉。别说入党了，以后他能不对付咱，就是咱的运气了。”
赵东城有点不以为然：“这我也听人说过，但赵启章总不至于连小一辈的人都记恨吧？”
父亲轻轻地摇了摇头：“你对赵启章知道的还不多，他最是一个小心眼的人，他心里对谁有气了，人家的亲戚朋友，他都连带着不喜欢。”
赵东城不由得想起一件事情来：“听说咱队的地，按人口分没有他们队的地多，这事跟他有没有关系？”
父亲对他的问题给予了肯定：“这事就是赵启章一手办的。分队的时候，赵启章硬说，沟北的那一片地，应该分给咱们队里，但那一片地人家沟北的人都种了好多年了，地要不回来，分给咱队有啥用？咱队的人当然都不同意，镇里的人就帮着他说话，硬是把那些地分给了咱们队，这样咱们队的地能不少吗？”
父亲用手指着河对岸说：“就是那一片地，差不多应该有二三十亩吧。”
赵东城有点疑惑：“咱们的地咋会在河那边？”
父亲耐心地给他作了解释：“老早河没改道的时候，那些地就是咱们这边的，后来河改了道，重新挖，往这边挪了好远，那些地跟咱们就被河隔开了。”
赵东城皱了皱眉：“咱们这边没要过吗？”
父亲叹了口气：“以前那边的人，也没说要占用那些地，只是咱们种了庄稼，他们就偷，等于给他们种的了，后来咱们干脆不种了，这样他们慢慢地就种起了庄稼，现在咱们就是想要回来，他们也不会给了。”
赵东城不解：“这事镇里不管吗？”
父亲摇了摇头：“这样的事，镇里也是没办法。”
赵东城往河那边看看，若有所思地说：
“要是把那些地要回来办个砖窑厂，倒是挺合适的。”
父亲笑了：“这事想都不用想，要是能这样，赵启章早就要到手了，还能轮得到咱们吗？”
赵东城有点不服气：
“我就不信了，既然是咱们的地，咋就要不回来？我倒想试试看。入党申请书我也要写，难道他赵启章当着书记，咱就啥都没希望了吗？”
父亲想了想说：“怕你是白忙活，要回来了还好，要不回来别人会说你逞能的。入党申请书你想写就写一份吧，想上进总是好的。”
太阳快要到头顶的时候，爷俩就收工回家了。
母亲早已从菜地里浇完菜回家，做好了早饭，正等着。
见他爷俩回来，母亲就说，咋回来的这么晚，马上又要该吃上午饭了。
爷俩也没搭话，只顾到压水井池子边压水洗了手脸，到锅台上端了碗去堂屋里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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