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上刻划的单个符号，主要是与陶文“炅”有关的符号，如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一件筒形玉琮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琮上，均刻有字符“”，即上边为日形的圆圈，下边为火形的符号。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琮上，刻有火形的符号。符号下部犹如人字形似的分开，有的学者称之为鸟纹，有的学者称之为云纹。
但，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关于刻划字符的报道中，都没有涉及到异形器。也就是说，杭州的远古文化博物馆的发现尚属个案。原因何在？有人作出了如下两点解释：
一是很多良渚文化遗址，与农田在同一个水平面上。遗址本身就在农田里，被发现了是遗址，没有发现就是农田。而农田面积远远地大于遗址面积。许多遗址都是在意外发现后才被“抢救性”发掘的。农民往往是发现“宝贝”的第一人群。出于种种可以理解的因素，在长期的市场流转中，许多文物被民间收藏家收藏。这个数字很难统计，可以估计高于博物馆收藏。某些品类或许博物馆尚不具备。
二是经过几十年的刻苦学习、研究，民间鉴赏家的专业水平，已经不亚于专家。他们大多不是富裕的人，不想跟自己的钱“较劲”。他们的鉴赏能力是在实战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所以他们特别用功，特别谨慎，特别注重比对，认真向高手请教，虚心汲取经验教训。相比而言，他们比专家们少一点陈见，少一点主观，少一点条条框框。
正是如此，民间研究者们大胆地提出了“疑似红山文化玉玺文字”（距今5300年——）、“良渚文化甲骨文祖型”（距今4200年——）、“昌乐骨刻文”（距今4000年——）、“殷墟甲骨文”（距今3700年——）的概念。认为这已经构成一个完整的脉络。中国文字的萌发、形成与发展，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
中国的文明起源一样，是四面八方的星星之火，汇聚成神州大地的燎原烈火。汉字的源始也是多元一体。所以，每一个有理智的学者，都必须摒弃“中原文化中心论”、“黄河中心论”，承认良渚文化字符也是汉字的重要源头之一。
何况还有实物佐证。
应该看到，良渚时期的刻划字符，并没有专属的器类以及刻划部位，表现出相当多的随意性。它们是先人的某些特殊的记事符号，具有标志的作用。因而不难推测，它们出现在民间收藏家所说的“异形器”上，也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对于“异形器”的鉴别和研究，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但已经预示，“异形器”蕴藏着意想不到的秘密。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机构牵头认证，也很少有人愿意站出来表态支持。远古文化博物馆很想向某个国有博物馆无偿捐赠一批藏品，却得不到回应。满怀希望登门拜访，不仅连一杯茶水都难以享受，藏品更是不屑一顾。显然，这不是对人的冷漠，而是对于民间人士参与考古研究的冷漠，对于文字源始探索的冷漠。
当东方文明的曙色刚刚吐露，先人们揉揉惺忪的眼睛，走出懵懂，迎接黎明的时刻，以刻划字符表达内心的感觉，无疑是很大的进步。他们都是“前仓颉”。一个字符或许含有不同的意思，只有“前仓颉”，才能解释清楚。字符的主要功能是帮助记忆，在某种特定场景下，为了引发记忆，必须由当事人作解释。一旦脱离那个场景，或者“前仓颉”有所遗忘，这个字符就会失去何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刻划字符号植根于文化背景关系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即便是那些有所组合的多个刻符，意义较为丰富，仍处于文字产生之前的起源阶段，尚不能称作文字。但无论如何，史志不曾记载的“前仓颉”，功不可没。
关于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正在极其艰难地进行。惟其难，才需要多种力量参与。在汉字源始的研究中排斥民间人士，显然是愚蠢的。随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深入，随着不同器物、不同刻划字符的发现和释读，解决汉字源始问题的阳光，终究会穿透云翳。
李安浦读过宋翰林的博客，又把它收藏了。也许过一些时候读，还会有新的理解。与此同时，他联想起了宋翰林这个人，是收藏家、鉴定家，还是学者、研究员？似乎什么都是，却又什么都不是。他的兴趣很广泛，每个领域都能说几句，甚至都想把手伸进去。不过，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宋翰林似乎在发牢骚，为了他和他的朋友们创办的远古文化博物馆，并没有受到很高的重视。他把自己摆在民间人士的位置上。退休了，或许应该算民间人士了？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他们想给一家国有博物馆捐赠文物，竟然不受待见。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难道在许多人眼里，宋翰林早已不算权威？或者，他们所研究的课题，在专业人士看来，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李安浦想来想去不明白，只好把疑团丢在了一边。心想，“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慢慢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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