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经济的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哲学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经济学的发展从实证到规范，哲学的发展从科学主义、人本主义的分离到统一，是自然历史过程。每个学者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提出特定的思想与思想体系；在特定的历史参照系中，也许是正确的、合理的，但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无论是《资本论》，还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没有例外。
两极相逢 思辨性与实证性的统一
经济学的规范性就在经济学的实证性之中，经济学的实证性就在经济学的规范性之中。经验主义认识论只能陷入经济领域的不可知论，从而走向实证性的反面。
经济学规范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分析经济现象时，必须运用抽象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美国太平洋铁路对经济增长有无作用、作用大小，不是仅看某一条铁路的直接作用，也不仅仅看某一条铁路的替代品（如运河）的作用，而是运用抽象法，看到发达的交通的这一新的生产方式对经济的作用，看到新的增长方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学规范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在分析经济现象时，要运用价值分析方法。因此，奴隶制的非人道性质，决定了即使其可以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也必须被淘汰，而不是通过论证奴隶制的高效率，来论证奴隶制的合理性。
所谓思辨与实证的统一，就是指：逻辑上正确的命题，在特定的参照系中，都是只可证实、不可证伪的绝对真理。思辨与实证的统一，是经济学规范性与实证性统一的哲学依据。
世界是可知的，思辨性与实证性是对称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思维与存在是对称的。这种对称之所以能做到思辨与实证的统一，是因为这种对称蕴含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物质与意识、天与人之间的同一性。它们之间同一是绝对的，差异、对立与斗争是相对的。经济主体活动和经济规律是统一的，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对称哲学既是出世的形而上学，也是入世的道德哲学、实践哲学，外部世界的实在问题同人的存在问题是同一个问题。从具体科学到对称哲学、又从对称哲学到具体科学的发展，是历史的和逻辑的过程。思辨与实证统一的对称哲学的建立具有必然性；它的建立使人对经济的认识过程更自觉、更有效。
因此，只有思辨的、规范的才是实证的。只有对称的，才是思辨的。只有非线性的，才是对称的。线性的思维方式，同复杂的、非线性的经济现象之间是不对称的；主观和客观相脱节，空洞的、片面的、低层次的“实证”，不能成为具体的真理，只能算学说。
科学是由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规律组成的理论体系。科学的对象是客观规律，内容是科学规律，形式是语言。科学规律和语言组成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也即理论体系。而实验与经验属于同等层次的范畴，它们都是形成科学规律的对象、过程、中介与途径，而它们本身都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诚然，借助现代技术手段，科学实验可以浓缩经验，并形成直观经验难以形成的各种数据，但本身却仍然属于经验的层面，而并非等同于科学理论。同时，数据化意味着分析，而分析如果不能上升到综合，则破坏了直观经验的完整性，把完整的直觉变成各种理性的抽象。如果把这各种抽象当作科学本身，就将形成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如果要把偏见上升到科学真理，必须综合，而综合要有正确的思维方法。中国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就是这种方法。思辨性与实证性统一的对称哲学，就是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经济学用信息不对称来定位人的“有限”理性，由此把人的经济行为定位为博弈，是把人的认识停留在感性层次，否认人的理性认识，否认人可以通过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否认人可以通过有限信息，透过现象看本质，认识、把握、运用经济规律。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由于不能把握客观规律与人的理性的真谛，所以只能用所谓“时间序列”来标示经济规律。经济规律固然都要通过一定的时空结构体现出来，然而其中的有序性、重复性、普遍性恰恰就是规律的本质特征。不能从中抽象出“经济规律”这个范畴，停留在描述规律的外部特征，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表现。这是一种经验主义认识论，经验主义认识论只能陷入经济领域的不可知论，从而走向实证性的反面。
经济规律是客观性、主观性、必然性的统一；知识市场经济主观性、主体性在经济规律中占主导，说明经济学的规范性就在经济学的实证性之中，经济学的实证性就在经济学的规范性之中。同样，经济学的规范性就在经济学的科学性之中，经济学的科学性就在经济学的规范性之中。妄图离开经济学的规范性寻找经济学的实证性，离开经济学的规范性寻找经济学的科学性，本身既不规范也不科学；其结果，是既无经济学的规范性又无经济学的实证性。
心想事成 用建构的方法认识世界
用对称的方法认识世界，就是用建构的方法把握世界。人就是通过创造科学规律来创造客观规律，通过创造客观规律来创造客观世界，通过创造客观世界来证明世界可知论。
作为认识对象的经济结构，取决于考察主体的思维结构。对称的思维结构可以建构对称的经济结构，既可以建构作为认识对象的经济结构，也可以建构作为主体活动对象的经济结构。
用对称的方法认识世界，就是用建构的方法把握世界。科学规律与客观规律、科学本质与客观本质是相互建构、相互转化的。人就是通过创造科学规律来创造客观规律，通过创造客观规律来创造客观世界，通过创造客观世界来证明物质，至于怎样使信息不对称走向对称，只能束手无策，茫然不知所措。这在信息大爆炸时代，只能落伍。因为在信息时代，通过控制完全可以实现信息从不对称向对称的转化。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有某种程度的优越性。
在配置经济学范式中，一般均衡理论只有实证意义没有规范意义；而缺乏规范意义的经济学，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不可操作。只有再生经济学才是规范经济学，而规范意味着对称而非意味着均衡；西方经济学“菲利普斯曲线”、“is-l模型”、“is-l模型+菲利普斯曲线”等一般均衡模型虽有对现实的经济关系进行抽象的正确因素，但由于在该模型中不仅价格是刚性的，而且所有的比例关系（包括生产内部、生产与消费、消费关系、交换关系）都是刚性的，这不但不能解释诸如通货膨胀等偶然因素的变化，而且不能解释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储蓄和投资、需求与供给（包括货币需求与供给）、价值与价格、产品价格与成本价格、货币工资增长率与失业率相互关系的必然性变化。这种静态的、消极的“一般均衡”的数字模型，只有“经济学橱窗”意义，没有实际可操作性。如果说，根据菲利普斯曲线，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只是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进行权衡，只能用高通货膨胀来换取高就业，则是对政策的误导，并在实践中造成严重恶果。“is-l模型+菲利普斯曲线”失灵的根本原因，不仅仅是所谓人的“理性预期”，而是增长方式转变；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之所以能做到低通胀与高就业并存，也正在于新的历史时期，市场经济主体化的发展，要求政府宏观调控本身是新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环节。
在这里，要区别“调控”与“干预”这两个概念。“调控”是积极的，“干预”是消极的。把政府“调控”定位于“干预”，正好像把“对策”定位于“博弈”一样，错误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前提之中。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定位错误，是引起“要不要”政府宏观调控的争论的根源。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消极的“干预”，由于本质上本能解决经济失衡问题，所以只好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能取消政府宏观调控。而另一方面，经济周期波动又似乎确实离不开政府的力量；在特定条件下，政府“干预”又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时宏观经济学又占了上风，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相互交替，说明二者都有、也都只有片面的真理。
为了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转变成“昙花一现”的“干预”，把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制度化是必要的；只有通过制度化的凝固作用，才会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政府稳定的行为方式；只有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市场经济的稳定环节，才能对人的理性预期产生积极的导向，从而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导向。控制经济学与市场经济是一致的，规范经济学与市场经济是一致的，必须用规范的方法把握经济世界。
对称经济学的方法不是各种方法交替使用、或各有则重点，而是把它们统一在对称逻辑中，运用对称逻辑的方法，使各种方法综合使用。对称逻辑是一元化方法与多元化方法的统一。就对称逻辑本身来讲，是一元化方法；就对称逻辑是各种逻辑方法的对称统一来讲，又是多元化的方法。只有对称逻辑，才能够使经济学的思想和现实相对称。对称逻辑的产生与发展，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合乎逻辑的自然历史过程。让我们一起培植，使之由萌芽成长为参天大树。这是消除“主流经济学”内在矛盾的需要，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需要，是逻辑学科本身建设的需要，也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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