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敖曹直接抽刀砍掉使者头颅并说道：“何难之有？”
之后高敖曹又与刘贵相坐，有人来奏黄河民工死伤甚巨，刘贵说：“头钱价汉，随之死。”高敖曹闻言大怒，抽刀便要砍刘贵。
刘贵逃回军营，高敖曹还要召集部伍攻击刘贵军，侯景、万俟洛等胡将劝说之下，高敖曹才肯罢休。
刘贵就是当年高欢落魄投靠尔朱荣时、数次向尔朱荣举荐高欢的匈奴人，面对高欢的良朋故友，高敖曹尚且寸步不让。
虽然后世有论刘贵所谓“一钱汉”并非特指汉人命贱，高敖曹反应过激云云，但先有社会普遍的歧视氛围形成，才会有闻言大怒的反应，这是必然而有的现实。
高敖曹性格或有偏激刚愎之处，但其不阿贵幸、勇于反击的作风，在北魏末年胡风浸深、六镇武人桀骜当时的社会氛围中，亦足可称筋骨强悍。
史载高欢对高敖曹礼遇有加，临军常以鲜卑语号令，但在面对高敖曹时便说汉话。高敖曹曾入丞相府遭到门仆阻止，高敖曹引弓射之，高欢亦不见罪。
但无论高欢个人对高敖曹怎样的礼遇，东魏之所建立依赖北镇武人为其军事基础的基本路线不会改变，高敖曹这样的存在在东魏自然是一个异类。
东西魏河桥之战，是东魏侯景、高敖曹率先发难，进攻金墉城。之后侯景退走河桥，西魏大军得以全力进攻高敖曹部，高敖曹最终不敌退走，抵达河阳时却被河阳太守高永乐拒绝接纳，最终西魏追兵赶到、斩杀高敖曹。
在这过程中，始终不见侯景对高敖曹进行有效增援，而作为高欢族亲的高永乐对高敖曹更是恶意明显。
所以说，高敖曹的死，其实是北镇武人为主体的东西魏联合对高敖曹这一汉人武装代表的排斥与加害。
侯景作为怀朔镇仅次于高欢的北镇武人代表，其时又离开河北前往河南发展，高敖曹也时常领兵于河南进行军事活动，彼此间的势力范围与活动空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
虽然河桥之战的爆发不是以铲除高敖曹为最大动机，但当战场局部形势形成时，侯景是有绝对的理由和动机放弃高敖曹这一友军。
高敖曹长久以来不合群的桀骜姿态，也让他遭到东魏北镇武人群体杯葛排斥，因此高永乐落井下石，眼睁睁看着高敖曹被西魏军队斩杀。
高欢对渤海高氏的态度，也是东魏政权初期势力格局一大线索。
最初，高欢刚刚接手六镇镇民，因六镇之众疲弱难战、势力仍然弱小。正是靠着河北豪强的主动接纳，高欢才得以顺利进入河北。
直至韩陵之战时，高欢的兵力仍然远逊尔朱氏，这说明他对六镇镇民的整编仍然不够彻底有效。
前文有讲，高欢对六镇镇民的收复，是建立在一系列包括欺诈在内的权术基础上的。因此高欢对六镇镇民的控制力究竟几深，仍然存在着很大的讨论空间。
起码在邙山之战发生时，六镇镇民或者说其中的代表将领，对高欢是否笃定效忠，就连高欢自己都不能确定。
这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东魏将领彭乐。战争初期，彭乐因为冲得太猛，有人诬告彭乐反叛，高欢居然信了。而彭乐在几乎抓住宇文泰的情况下仍然放走对方，足见上下级的沟通是存在很大问题。
据此言之，高欢之对六镇的掌控，与其说是令行禁止，不如说是拉拢示好。
｛东魏武定四年末，高欢临终前看到儿子高澄忧心忡忡，就问儿子是否担心侯景造反。
高欢说：“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飞扬拨扈志，顾我能养，岂为汝驾御也？”
这段话很著名，为研究此段历史的学者所熟知。
“养”与“被养”，放在东魏具体的历史场景中，高欢显然是被动的，他不能不养。
汉族官僚杜弼三番五次提醒高欢，干涉一下勋贵“掠夺万民”的行为，高欢的回答是：“诸勋人身触锋刃，百死一生，纵其贪鄙，所取处大”。
这则例证，反映了高欢与勋贵之间“养”的具体涵义：高欢纵容勋贵，换取勋贵在武力上的支持。所以，高欢和勋贵之间的关系，在上下级之外，某种程度上带有对等的性质。｝
（引自《北镇势力与北朝政治文化》）
有关高欢对北镇武人的纵容，还有一段他和杜弼之间的对话同样很知名。
弼来，我语尔。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
这段对话显示出高欢对其政权基础的认识，所谓督将在这语境下就是指的鲜卑、或者说北镇武人，在高欢看来，东魏统治的基础就在于北镇武人和中原士大夫。
在西魏这一心腹大患未除之前，这二者都需要优待笼络。
高欢最后一句“尔宜少待，吾不忘之”，指的是高欢已经决定毕其功于一役，沙苑之战解决西魏的威胁后便认真考虑杜弼的提议。
但很可惜，沙苑之战事与愿违，高欢也已经意识到西魏已经不是一两场战事就能解决的危机，需要做好长久的准备。
536年，高欢之子高澄前往邺都辅政，并在之后主持了一系列打击权贵的反腐工作，常被后世援引解读。
但高澄打击权贵的同时，东魏的外部环境发生基本变化了吗？或者说，高欢此前所言“尔宜少待”的政治环境达成了吗？
没有！非但没有，反而因为沙苑之战的战败变得更加恶劣。
东魏是一个霸府政权，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王朝，一切的政治活动都要围绕军事这一根本目标。
东魏的外部环境既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高欢所忧虑的边患问题仍然存在，那么高澄的一系列改革、特别是针对晋阳北镇勋贵群体的打压，注定只能虎头蛇尾！
回到渤海高氏的问题上，高欢认为立国的根本在于北镇武人和中原士大夫，那么高乾兄弟属于这二者吗？
高乾兄弟并不属于传统的世族官僚，说他们是河北地方豪强更加合适，他们兄弟以乡资为基础、以武功为途径，并不同于完全脱离乡土基础的世族中央政治官僚。
公元543年，高乾之弟高仲密据州反叛，投靠西魏，从而引发了东西魏第四场大战的邙山之战。
有关高仲密的背叛原因，有说是情色事件引起，有说是因为高澄主持的整顿吏治，也有说高仲密本身品德才能低劣等等。
高仲密的反叛，其实就是渤海高氏在东魏政权一路走低的一个结果。
诚然，渤海高氏在高欢霸权初期是地位超然、拥有盟友地位，就连高欢都要称呼高乾为大叔。
高乾的死是其家族遭受的第一次打击，其诸弟俱不能代替高乾维持在北魏以及东魏政权中的政治地位和号召力。
高敖曹的死是第二次打击，渤海高氏丧失了在河北豪强武装中超然的领袖地位。
政治与军事上双重失意后，渤海高氏还能剩下什么？那就是不菲的乡土人脉和经济资源。
史载高仲密担任御史中尉期间，选用御史多为其亲戚乡老、不孚众望，被高澄勒令改选。这明显就是高仲密自恃势位，希望在朝中树立引援同党的一次尝试。
高仲密并不具备其兄高乾的政治声望和号召力，也不具备其弟高敖曹出色的军事才能，并且没有敏锐的意识到东魏时局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高欢霸业之初，渤海高氏是其政治盟友，但在东魏建立多年后，渤海高氏已经成为高欢政权的一个障碍。
特别当西魏分立已成定局，高欢需要长期供养北镇镇兵以讨伐对抗西魏时，来自河北的钱粮便是他控制北镇最主要的手段之一。
因此，高欢是绝对不能容忍河北仍然存在诸如渤海高氏这种掌握大量乡土资源的豪强仍然存在的。
比如和高乾兄弟一同迎接高欢进入河北的赵郡李元忠，元忠的家境富厚，家里的人喜欢举贷求利，他就常常烧掉借约，免掉他人的债务。
元忠虽居要职，最初对日常杂事从不插手，而只以声酒自娱，且常常喝醉。大小家事，也是一点都不关心。园庭之中，种满了果树药材，亲戚朋友来访，一定留下喝酒。经常挟弹携壶，遨游里闾，饮酒作乐，怡然自得。
而等到李元忠晚年，孙腾、司马子如曾一同拜访过元忠，见他坐在庭院中的树底下，披着被端着酒壶，周围再无长物。
元忠对二位说：“没有想到今天只有粗糙的饭食。”边说边呼妻出来，其妻衣不曳地。
二位互相看了一眼，感叹着走了，马上给他送来了许多的米绢衣服，元忠接受了，却很快分发给了周围的人。
李元忠虽然在东魏政治地位得到进步，但其经济利益却前后差距明显。或许正是因为对乡土资源的放弃，才换来高氏对其网开一面的优待。
高仲密既不具备出色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又不肯放弃世代积累的乡土经济资源，最终走上了反叛东魏的道路。
河北世族豪门在高欢的创业初期，是他的亲密伙伴。
但当他霸业初成、确立权臣地位时，便不希望河北世族出现能够与他相等的政治人物。随着军事力量渐强，其所倚重的北镇武人便开始有意排斥汉人武装力量。
最终，为了增强国力、获得河北钱粮的控制权，河北世族豪强们要么反叛东魏，要么放弃乡土资源、退化乡土豪强色彩，成为受命于中央的官僚。
北齐年间所发生的乾明政变，便代表着汉人世族力量在北齐朝廷的萎缩。
以杨愔为首的汉人官僚们虽然在高洋死后一度取得北齐朝廷的执政权，但在高演、高湛近乎闹剧的反扑之下，很快就遭到了颠覆。
所以北齐中后期的世族官僚，其实是类似于侫幸一类的存在。他们的权力来源，严重依赖君王的宠幸，除此之外，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不具备任何能与勋贵集团抗衡的实力。
北齐后期一些政治现象，其实展现出类似北魏末年河阴之变前后的特征。
北齐虽然继承了北魏大部分的遗产，但也继承了很多弊病，尽管在制度建设的很多方面都要超出了同时期的北周，最终还是因为上层政治的长期混乱而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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