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年轻轻合上杂志，又拆开了另一封信。出乎意料的是，这封信竟然来自《哲学评论》的杂志编辑，信中表达了希望能与他继续合作，邀请他撰写更多介绍华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文章。 这时，旁边的杰西卡好奇地凑了过来，随手翻开杂志，目光立刻被李斯年的名字所吸引，开始津津有味地阅读起他的文章。 李斯年又拿起了那一叠厚厚的文章草稿。这是许笛山最新的研究成果，里面记录了他的研究心得，更多的是他提出的一些有待二人探讨的问题。 李斯年粗略地翻看了一下，发现竟然有上百个问题之多，可见许师兄在自己离开之后也没少下功夫。 看着其中一些问题，李斯年陷入了沉思。 而此刻，杰西卡已经读完了他的文章，她抬起头，赞赏地说：“虽然我不是学哲学的，但你的文章写得真的很通俗易懂，没有以前读的那些哲学论文那晦涩难懂么，真的很吸引人，写得非常不错！” 李斯年微微一笑，谦逊地回答：“非常感谢你的赞扬。” 杰西卡话题一转，接着说道：“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我们米国驻华领事舒尔曼先生希望能与你见一面。” 李斯年有些费解，疑惑的问道：“我并不认识舒尔曼先生啊，他为什么要见我？” “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杰西卡坦言，“不过，我猜想可能与你的这篇论文有关。” “难道舒尔曼先生曾是哲学教授？”李斯年好奇地猜测。 “不是的，”杰西卡解释，“舒尔曼先生之前是一位米国知名的的教育专家，来华国履职之前他曾任康奈尔大学校长近三十年，康奈尔大学就是在他任期内发展起来的。” 李斯年有一点明白了，他手中所握的《哲学评论》杂志就是由康奈尔大学哲学系主编的，它被很多媒体评为哲学领域的作者中多了一个华人的名字，我猜想他可能是收了一名新的华人学生。而在最新一期中，我再次看到了你的名字，年轻人你很了不起啊。” 李斯年听着舒尔曼的夸赞，心中既感激又惶恐：“这多亏了老师的推荐和指导。” “不尽然，”舒尔曼先生摇头道，“确实出自于杜威教授的实用主义哲学理论，但我可看不到杜氏哲学的影子，应该是你自己独立的研究吧？” 李斯年只好说道：“舒尔曼先生慧眼如炬，那篇文章的确是我与一位华人师兄共同探讨后得出的成果。” “你的论文很有深度，”舒尔曼赞赏地说，“它成功搭建起了中西方哲学的沟通桥梁，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面对如此高的评价，李斯年感到有些不知所措：“您太过奖了。对了，舒尔曼先生，您认识我的老师杜威教授吗？” 舒尔曼先生脸上露出了怀念的神色：“哦，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当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创办附属的实验小学，实践他的教育理论时，我们就已经相互认识了。” 李斯年恍然大悟，他记得杜威教授是在1904年离开芝加哥大学的，如果那之前他们就已经结识的话，算来已是近二十年的交情了。 舒尔曼先生关切地询问道：“你是毕业了么？你的老师现在还好吗？去年他在京师讲学的时候，我们还曾一起探讨过教育学的诸多问题。” 李斯年将自己的情况解释了一遍之后，说道：“难怪，老师曾提及，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教育学新论》一文，正是根据去年的讲学中与一位老友深入讨论交流后的心得所撰写的。” 闻言，舒尔曼先生也流露出愉悦的神情，他随即向李斯年提出了一些哲学教育学方面的问题，仿佛是在考察这位老友的新弟子。而李斯年凭借着在归国途中对杜威教授笔记的深入研究，以及在教育学方面的深刻领悟，与舒尔曼先生相谈甚欢。舒尔曼先生的一些独到见解，更是让他受益匪浅。 作为一位在米国顶级名校担任了近三十年校长的教育家，舒尔曼先生在教育领域的学术贡献堪称卓越。他创新性地提出了“教学学术”的理念，并精准区分了几种容易被混淆的教学方法。同时，他还长期致力于教学和教师教育的研究工作，对案例法在教师教育中的价值给予了高度重视。 这次意外的交谈，不仅让李斯年对教育学领域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更拓宽了他的学术视野，对他未来的学术旅程也大有裨益。 在谈话结束，李斯年即将离开的时候，舒尔曼先生语重心长的嘱咐道：“年轻人，身为一名教育学家，我衷心希望你能够珍惜青春，不断求知与探索。在你们华国，官员和商人层出不穷，但真正融汇中西的博学之士却难能可贵。愿你能成为那样的大学者，为世界贡献你的智慧。” 李斯年听到这段话很意外，但是对于舒尔曼先生的敬重却加深了一层，他没有说什么，深深鞠了一躬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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