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们从中午喝酒喝到半夜,我们聊最近很火的录像片,聊过去在各种小巷子里逮着贺雄打和被打的事儿,也聊女人。 刘八斤显摆的跟我们说,他把刘玉芝甩了,刘玉芝跪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抱着他的腿求他别走,然后说着说着就红了眼眶。 我小声问宋哲到底是怎么回事,宋哲绘声绘色的告诉我, 实际情况是刘八斤劈腿被刘玉芝抓住,刘玉芝的亲哥带着场子里五六个同事朋友,一脚踹开了刘八斤偷腥的出租房门。 刘八斤当场被抓住,裤衩都被扒了,大白天里晃荡着一条毛毛虫,在乡里被追着跑了一条街,彻底火了。 听完后,我们一边肆无忌惮的嘲笑刘八斤,在刘彦明诧异的眼神中,我们又聊起了刘八斤与刘玉芝的过去。 刘八斤本名刘佳。他身材臃肿,消化系统也好的出奇。 他身高一米六六,体重八十八公斤,拉完屎以后八十四公斤。 这不是调侃,是真事儿。 大约一年前的夏天,我和刘八斤、羊克三人在乡里的饭店喝酒, 席间我们都喝了不少啤酒,喝到接近尾声时,身材很标致的刘玉芝来了。 刘八斤趁着酒劲,嚷嚷着向刘玉芝倾诉爱慕之意, 刘玉芝不同意,嫌弃刘八斤长得丑,还肥,直言不讳地说刘八斤有两百斤。 刘八斤很不满,拍着胸脯说自己只有一百六七,只能算略微丰满。 刘玉芝不信,十分笃定地说他绝对有两百斤。 半开玩笑的争执中,刘八斤去了一趟厕所,然后来到饭店门口的一个磅秤前,当着我们大家的面,称了下体重! 称重的结果让人难以置信:84公斤! 我们一度以为那磅秤是坏的,因为, 两天前,刘八斤还还在我们兄弟的嘲讽中,称过体重,当时是88公斤。 吃喝玩乐是刘八斤的人生信条,他从来没有减肥的想法, 我们实在有理由怀疑那天晚上,他跑到饭店厕所里,到底憋了什么大招? 事后,刘八斤这个外号,一炮而红。 …… 聊着聊着,刘八斤眼眶就红了,即便他极力控制,我们也能看出来,他并没有表面上的云淡风轻,一年多的相处,他对刘玉芝还是有感情的。 …… 第二天,我回到了灵山乡,回到了外婆家。 下午,当阔别三个月再次见到外婆时,外婆正在家里给四五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女孩做无偿补习。 就在那个空气中弥漫着淡淡鸡屎味的院子里,在挂在槐树树干上的小黑板前,外婆右手一截粉笔,左手拿着鸡毛掸子做教鞭,时不时的弯腰在黑板上写写划划,没有阿黄的提醒,连我回家了,外婆都没察觉。 我安静地站在竹林边,看着外婆,看着背已微驼,眼里依然有光的外婆,午后金色的阳光撒在她脸上,脸上的褶皱也仿佛成了金色,她像是沉浸在自己作品中的米开朗基罗,鼻尖浸出的汗珠如此清晰。 我凝视着她,他却没发现我,我在竹林边站了足足五分钟,然后叹口气,悄悄离开。 我对外婆的感情,是复杂的。 一方面,她的理想主义感染了我,她让我感受到了世界的真善美,让无数次即将堕入无边黑暗的灵魂得到喘息,如果没有她,我可能在十年前就已经杀了贺雄! 另一方面,我对她身上散发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博爱很难认同。 我想,这和她的人生经历有直接关系。 我外婆在五十年代留过苏,接受过纯正的红色教育。 她一生质朴而纯粹,无论是精神还是行动,都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特殊年代,外公出事后,外婆回到江陵县第三中学当老师,在人民教师这个平凡而伟大的岗位上,坚守近二十年。 她曾经在分房和升迁上受到过很多诱惑,但始终坚持着原则和底线, 不曾贪污一个铜板,也不曾用手里的权力剥削打压过一个人。 前年退休后,她和村里的农民打成一片,上山捡柴,院里种菜,角色切换十分自然,她对劳苦大众有很深刻的同情,每个月的退休金有一大半花在给村里留守儿童的资助上。 她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真正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我进看守所后,博爱无私的她给曾经的学生、时任江陵县的一把手张书记写了一封信。 信中的内容,我不得而知。 但我完全能够想象,外婆在执笔写信时候的浓眉紧锁与千肠百结。 当时我那个案子在江陵县闹得沸沸扬扬,贺雄宗族的亲戚还找了人,抬着贺雄的尸体,到乡政府门口,制造舆论,给政府施加压力。 民间对我这个案子大致有两种看法: 一种认为贺雄该死,是罪有应得,四个人拿着凶器追着一个人打,贺雄活该被杀,何嘉祥是英雄,无罪! 另一种看法是,我已经超出了正当防卫的范畴,属于防卫过当。 到底是不是防卫过当呢,五年后,大约是99年年尾, 张书记的秘书,99年任江陵县副县长兼公安局长的盛文涛同志,曾经跟我有过一次对话,他说: “小何,你应该感谢79年刑法,对防卫过当还未修订。” “为什么?”我问。 “79年刑法规定防卫过当是“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行为。 但什叫“超过必要限度”,什么叫“不应有的危害”这里面的模糊空间很大。 当时民间舆论普遍同情你,但当时对该类案件官方态度普遍偏保守,多数做法是各打五十板子,事实上张书记已经准备给有关方打招呼了,而这时,陈淑芬(我外婆)给张书记写了一封信” 我瞬间意识到,外婆这封信是有份量的,但可惜, 那时候的我,双手沾满了血腥,已经在黑道上泥足深陷,再也无法回头了。 …… 我在外婆家住了四天,四天后,我就离开了。 在工业浪潮的洪流下,种地是最末的选项。 19岁的我还有许许多多未完成的梦,我不想过早的回到村里,继承那两亩田和锄头,继承我非常尊重但实际上被太多人瞧不起的农民身份! 我已不太记得那几天跟外婆相处的细节,但临走时,外婆有句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她说: “嘉祥,无论你以后身在何处,做着什么样的工作,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你都不能突破做人的底线,外婆不在乎你是否衣锦还乡,只在乎你能否健健康康的活着,是否堂堂正正的做人!” 外婆的做人做事和她临别的话,像是紧箍咒一样,深刻影响着我。 但我始终不是她,我无法复刻她的经历和教育。 此后十余年,被现实这个大粪缸染了无数次后,我的面貌终于变得模糊不清,我的双手也沾满了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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