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提吴用哥哥的重用拔擢,他的做事、为人我是一百个放心。
我黑旋风李逵对我本身并不自信。自被任命为殿前司副殿帅后,论者如云!这个消息在朝野中,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就好像癞蛤蟆吃到了天鹅肉,天鹅们不同意,觉得天鹅肉骤然降了一个档次;癞蛤蟆们也不服气,觉得癞蛤蟆嘛,长得丑,生来就是喝西北风的,突然有一只吃到了天鹅肉,让其他癞蛤蟆情何以堪;西北风也生气了,你喝我已经好几万年了,突然弃我而去,我的面子哪里放?你让东北风、西南风都怎么看?
所以,我的任命书不可想象。其实,不瞒您说,连我自己可能一般,但他的一手“瘦金体”书法,考官会一眼认出,然后暗中照顾,也是有可能的。
梁师成虽然被后人指为贪官、奸臣,但他的实际能力还是不可小觑的。由于工作努力,业务熟练,成绩突出,他一直升到检校太傅、太尉,开府仪同三司,位比宰相。梁守道位高权重,又与皇帝赵佶是文友,朝臣们都怕他。宰相王黼尊称他为“恩府先生”,甚至以父子礼对待他。蔡京父子,虽然也是大权在握,但也得谄媚于他。故时人称梁师成为“隐相”。
虽然被誉为不出面的宰相,但仍免不了被人背后议论他“进士及第”的真假,还瞧不起他的出身:要不是穷困、下贱极了,怎么会当太监呢?听到非议后的他却自豪地说:别看我出身贫寒之家,但我可是苏轼的骨血。为了证明自己所说非虚,梁师成和苏轼的孩子们平辈而论、兄弟相称。不过,苏轼冤案的昭雪,确实是梁师成通过宋徽宗赵佶而操作成功的。他还利用自己的政治优势,通过宋徽宗,解禁了苏轼的诗文。
他还曾经率领军队征过方腊起义,为宋徽宗立过战功。不过,梁师成也有很多负面评价,他贪污受贿、结党营私、欺压百姓,被人们称为“六贼”之一。
关于梁师成检校太尉一职。其实,读宋史,您会发现太尉满大街,您会觉得奇怪。其实,太尉在宋代不同时期、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含义,存在着几种不同的太尉,既可以是官,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尊称,而太尉的含义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恰好就有徽宗一份“功劳”。宋徽宗这个人是个爱给大宋换皮肤的文艺青年。他觉得公主、郡主、县主等都不符合古制,因而改成了帝姬、宗姬、族姬;他觉得侍中、中书令、左仆射、右仆射都名不正言不顺,因而改为左辅、右弼、太宰、少宰;他觉得大宋的很多州府的郡名不合理,因而要改赐,很多唐代没有的州没有郡名,因而要新赐;他觉得武选官以唐代开始设置的一堆内诸司使、三班使臣为阶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因而强迫症一样的向文阶官看齐,改称各种大夫、郎。同样,三师三公的名称他也要折腾一下:政和二年,(蔡)京落致仕,依前太师,三日一至都堂治事。九月,诏:“以太师、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为三师,古无此称,合依三代为三公,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并宜罢之。仍考周制,立三孤少师、少傅、少保,亦称三少,为三次相之任。”至是,京始以三公认真相。于是以三孤取代了三公,说句无关的,如果没有徽宗这一哆嗦,南宋岳少保多半就是岳司空了。
但是,徽宗又觉得太尉这个官毕竟比较有“主兵”的古典意义,不应该废除,因而拿出来作为武臣“阶官”,在节度使之上,改太尉以冠武阶。因此,从政和二年九月改制以后的太尉,就是清一色的丘八,且逐渐泛滥。比如:政和二年十二月,武信军节度使童贯为太尉;政和七年正月,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宣和二年十月,河东节度使梁师成为太尉;宣和四年四月,常德军节度使谭稹为太尉;宣和四年十一月,彰德军节度使郑详为太尉。宣和五年十一月,郭药师为太尉;靖康元年四月,种师道为太尉。而且,宋代三衙管军(殿前副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步军副都指挥使、殿前都虞候、马军都虞候、步军都虞候、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龙卫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南宋的三衙主管公事)皆可尊称为“太尉”。比如:宋太祖赵匡胤任殿前都点检时,便被称为“太尉”。后来,北宋边疆实际统兵的部署、总管、钤辖、都监等“兵官”也被人称为“太尉”。
那么,梁师成的“检校太尉”又是个什么鬼呢?检校,就是审查、核对、核实。南北朝时期,当官差被派到某一个地方去处理事务,就在官职前加“检校”二字,那时不是正式官衔。隋朝时才有“检校”这一正式官衔。唐中前期,加“检校”官职,虽然不是正式拜授,相当于“代理”官职,但有权行使该职权。唐中后期,“检校”一职均为散官或加官,不具有实权,主要表达深受恩宠。宋朝从太师、太尉到国子祭酒、水部员外郎等,都有加“检校”之例,作为“散官”,与正职并存。而散官是古代表示官员等级的称号,是有官名而无实职的官称,没有品级,仅存名号。
宋初检校官多加给武臣、吏职及蕃官军员,文臣则加于枢密使、宣徽使与节度使。宋神宗元丰年间改制后,仅留存检校于三公与三师(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三师:太师、太傅、太保)。宋徽宗政和年间,改三公为三少(少保、少傅、少师),文臣累加至检校少师则拜开府仪同三司(三司就是三公:太尉、司空、司徒),武臣累加至检校少师则拜太尉,
所以,梁师成的检校太尉,也是个虚衔,表示武臣“阶官”,他之前的实职是河东节度使。但是,“河东节度使”自五代以来,都不是个小官。因为提起五代,对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开国之主无一例外都是以前朝藩镇的身份“上位”为帝的。这其中,后唐、后晋、后汉连续三朝的开国皇帝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在登基之前都曾做过“河东节度使”。而后周的开国皇帝郭威,也曾是“河东节度使”的麾下大将。
那么,为什么河东会盛产开国帝王?河东节度使又有什么特殊的“职位优势”呢?所谓河东地区,是指黄河“几”字形河曲处北向南流向主河道以东、太行山以西地区,包括今天山西省中部、北部大部,及陕西、宁夏、内蒙各一部。此地在唐朝,是李唐皇室的龙兴之地,其中太原城更是唐高祖李渊的起兵之所,被唐朝定为北京,其地位仅次于长安、洛阳。
这个地方山河环绕、地势险峻:北部有长城天险,可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南部有泽(今山西晋城)、潞(今山西长治)二州倚黄河为屏障,可抵挡中原王朝军队向北进犯;东有太行山,可限制卢龙、魏博、成德等河北强藩的西征;西有戈壁大漠,可隔断党项、回鹘、阻卜等蕃部的威胁。由此可见,河东地区的地理形势,使其成为典型的易守难攻之地。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便形容河东是“襟带河、汾,翼蔽关、洛,推为雄胜”。不论是谁想要征服这里,都势必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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