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位胸襟开阔、办事果决且眼光长远的英主,但同时也是活生生的人,难免会犯错。作为手握生杀大权的一国之君,出现过错能够不自歁、不推诿,并且及时加以修正,实属难能可贵。 从史书客观详实的描述中,我们看到的李世民,是一个交织着善恶、活脱脱的人,而不是高高在上、毫无瑕疵的神。 【01】不被亲情左右 上文提到,太宗与长孙皇后伉俪情深。长孙皇后病逝,太宗爱屋及乌,非常疼爱他与长孙皇后所生子女。一次,有人挑唆太宗,说朝中三品以上高官对魏王李泰很轻视。李泰是长孙皇后第二子,为人有才学、知礼仪,很受太宗器重。 太宗一听儿子受气当即火冒三丈,立刻召来三品以上官员训话,声色俱厉的指责他们:“当初隋文帝在位,一品以下官员在他儿子面前尚且唯唯诺诺,难道我的儿子就不是天子之子!我不过对他们管教严些罢了,你们竟敢轻视李泰,我要是由着他来,你们算是什么东西!” 房玄龄等一众大臣吓的跪伏于地不停叩首请罪,只有魏徵面不改色,严肃的对太宗说:“臣敢说群臣之中没人会轻视魏王!而且按照礼法,三品以上官员是国家栋梁,您在他们和您儿子面前不应分出亲疏。若是纲纪紊乱,咱们另当别论。但以您的圣明,必定不会纵容魏王折辱大臣。隋文帝娇惯儿子,任由他们僭越礼法,以至遭到灭族之祸,这有什么可效仿的!” 太宗愣了一下火气全消,略显尴尬的说:“你讲得太有道理了,不得不让人心服!朕因私爱而忘公义,刚才还觉得占理,听了你的话才觉理屈。看来,当君王的不能被亲情所左右啊!” 【02】错了就是错了 太宗因听信谗言,处死了被他一手从基层提拔起来的优秀大理卿张蕴古(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 此事对大唐司法产生了严重负面效应,法官因害怕担责,将“重罪轻判”当成红线,谁也不敢轻易触碰,以致时常出现“无罪判有罪、轻罪定重罪”的现象。 太宗得知后,找来时任大理卿的刘德威谈话。 “最近怎么判重刑的这么多啊!”太宗有些不满的问。 刘德威深知太宗为人,索性实话实说:“此事的责任在您,与臣子们无关。圣上宅心仁厚,刑法自然宽和;圣上崇尚峻法,刑法势必严苛。” “朝廷明文规定:把人抓进来误判的,连降三级;把人放出去、放错了,却要连降五级。判错了、判严了不要紧,放错了、判轻了却要担大责。官吏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只能枉顾事实宁严勿松。不是有人教唆他们,只是畏惧获罪罢了。陛下如果不将个人喜好掺杂进来,一切按律法行事,这种风气自会扭转。” 其实在张蕴古一事上,太宗已向魏徵表达过悔意,并将“判处死刑必须经过五次奏告,获准后方可执行”写进了律法。听了刘德威这番话他不怒反喜,立即允予以批准。此后,冤狱现象果然逐年减少。 【03】魏徵敢说,太宗肯改 贞观十一年(637年)二月,太宗临幸东都洛阳,负责接待保障的官员,因接待准备工作不细致被追责。 魏徵劝谏道:“陛下您只因区区的接待标准不细这一小事,就要责罚官员,实在没有必要。臣担心此种风气一旦开启,将会使天下民不聊生,这可不是您行幸东都的本意!” “当年隋炀帝讥讽郡县官员提供的饮食不精细,竟然按接待好坏来行施奖惩,结果搞的众叛亲离。这些事情都是您亲眼所见,为何如今又要效仿呢!” 魏徵的话让太宗大吃一惊:“要不是你,朕可听不到这话。” 随即交代长孙无忌等人:“朕原来经过这里,无非是买饭吃、租房住,现在条件这么好,怎能还不知足!” 【04】魏徵的三封奏疏 经过太宗君臣近十年的努力,到了贞观十年(636年)以后,大唐国力日渐丰隆。为避免太宗乐于安逸、懈于政事,魏徵接连上了三封奏疏警示提醒。 针对多数王朝善始却难善终的现象,魏徵建仪:“当领导的往往在创业时做得很好,事业一旦有成还能保持初心的却不多。” “这是因为,越是困难领导越容易与下属打成一片,条件越是改善反而越容易自满。” “与下属打成一片,即便性格不合也能齐心协力;骄傲自满,就算亲近之人都会离心背叛。虽然可以借助手中权力震慑下属,恐怕也难以让他们心服口服。” “在欲望面前能够知足,在挥霍面前能够知止,处高位能够降尊纡贵,近圆满能够保持清醒,安逸时能够节制自身,和平时能够不忘忧患,防闭塞能够从谏如流,施奖惩能够公平公允,然后再选贤任能使大家各司其职,拱手无为而天下自平,又何必劳心费神去干预具体事务。” 看到太宗不像以往那般和善,魏徵指出:“陛下您最近在推行善政的热情上有所下降,闻过必改的作风不及当年。对臣子的谴责逐渐增多,态度稍显严历。由此可见,位高势必气盛,富贵难免豪奢。” “以当年隋朝国力的繁盛,就是拿现在相比也有很大差距。然而他们如此富裕,挥霍无度也会亡国;我们虽然贫乏,保持勤俭却能安宁。隋朝在没有动乱时,自以为不会乱;在没有灭亡时,自以为不会亡。因此才对下索取无度,对外争伐不休,即使大祸临头仍然没有觉悟。” “平静水面可以照见容颜美丑,前朝兴亡可以知晓事业成败。” “希望您能以隋朝为鉴,去除奢靡、力行节俭,亲近忠良、疏远奸佞,在盛世之时去行创业之事,一定会实现尽善尽美。” “所谓夺天下难、守天下易,陛下您能克服万难统一海内,难道还不能恭俭无为保住成果吗!” 鉴于诚信缺失问题,魏徵进言:“古人讲‘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您即位已经十年有余,天下德行教化仍未达到和谐境界,是因为诚信之风还没有完全普及。” “您建立政权设置官职,表面说要交给君子办理,遇到事情总爱去询问小人。您待君子虽然敬重却很疏远,遇到小人态度轻慢但很亲近。亲近就会无话不谈,疏远则会信息不畅。” “但凡中等之才,谁都有些小聪明。然而受到格局所限,他们目光短浅,做不来治国理政的大事,虽竭尽全力仍难免失败,况且一旦心存邪念,对政权造成的损毁简直无法估量。” “君子不是完人也会犯错,若对国事无碍,无须求全责备。既然认定他是君子,却还心生怀疑,那与立起直木却担心影子弯曲有什么区别!” “陛下如能慎重挑选君子,在制度的框架内尊重他们,充分信任他们,给他们以施展才华的舞台,天下又何愁不治!反之,则无法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这三封奏折得到太宗的嘉许与重视,专门批复:“当年晋武帝司马炎在平定吴国后变得骄奢怠惰,大臣何曾作为人臣之首,不但不直信相劝,反而私下告诉子孙‘晋朝必亡’,以此夸耀自己的才智,这才是最大不忠。朕看了卿的奏折,知道自己所犯错误,将把它放置于几案,以便随时翻阅警醒。” 【05】不能忘记初心 贞观十一年(637年),侍御史马周就当前大兴土木不休、奢靡之风渐起、宗室亲王待遇过厚、州县官员选人不当等问题上疏,指出: “夏、商、周三代,以及汉朝存世时间很长,多的八百年,少的也有四百年,主要是天子广布恩泽,受到民众拥护。而汉朝以后国家存世都很短,多的六十几年,少的不过二十来年,皆因君王无恩于臣民,基础不牢所致。陛下您应以光大禹、汤、文、武的事业为己任,为子孙谋下万世之基,怎能只考虑自己这一代!” “当前,全国人口不及隋朝的十分之一,劳役之盛却不绝于路。您虽多次下令裁减,但土木营建任务繁剧,诏令只能沦为一纸空文!当年汉文帝、汉景帝注重与民生息,才使汉武帝有了征伐匈奴、穷奢极欲的资本。假如汉高祖刘邦直接传位给武帝,汉朝国祚哪会长久!” “另外,天子所用器具,以及亲王、嫔妃、公主所着服饰过于奢华。陛下您在民间长大,知道百姓疾苦,尚且这样。皇太子长于深宫,没有外界生活经历,一旦您去世,他会做出怎样出格的事来,这才是您应当忧虑的大事。” “古往今来凡是天下动荡,百姓聚众为匪,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即便是国君急思悔改,也难以保全。因此,应当于可以治理时加强治理,不能等国家灭亡后才去追悔。当年周幽王、周历王嘲笑桀纣,隋炀帝也曾嘲笑北周、北齐,千万不可让后人像我们嘲笑隋炀帝那般嘲笑我们!” “贞观初年,天下饥荒米价飞涨,百姓无人抱怨,因为他们知道皇上您急他们所急、想他们所想,上下想法一致,生活自有奔头;如今年年丰收,百姓却牢骚不断,是因在您心中他们已无足轻重,您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与他们毫不相干,君民离心离德,又怎会心平气和。” “自古国家兴亡与畜积多少无关,与百姓苦乐相联。隋朝存储在洛口仓(在今河南郑州巩义境内)的粮食反被盗匪李密所用,存放在东都洛阳的布帛便宜了叛军王世充,而放置在长安府库中的物资到现在我们仍未用完。” “由此可知,国家不能没有储备,但要在百姓富足有余的情况下适当收取,不可强行掠夺,让百姓的血汗成为敌对势力的凭借。” “勤俭可以使百姓休养生息,此事陛下已在贞观初年亲自践行,现在实行起来不是很难。陛下想做长远打算,不必远求上古,只需像贞观初年那般施政爱民,就是天下大幸!” “陛下宠爱您的兄弟子女,优待过于丰厚,此事应慎重考虑。当年魏武帝曹操宠爱曹植,结果文帝曹丕一即位就将曹植囚禁,魏武帝的疼爱反成了伤害。” “另外,百姓之所以得到治理,全在当地刺史和县令是否德才兼具。假如州、县两级官员选用得当,您完全可以拱手端坐。而目前却只重视京畿官员的选拔,忽视州县。刺史往往由武夫担任,或是把不称职的在京官员打发到州县补缺,地处偏远的地方更是如此。百姓得不到治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太宗看后连连称赞,交代侍臣:“刺史,今后由朕亲自选拔任命;县令,让在京五品以上官员各自推荐一人。” 【06】君正臣自贤 太宗行伍出身,打了一辈子仗,骑射技艺极为精湛。当了天子仍爱在闲暇时带着少数近臣,到郊外过过纵马弯弓的瘾。 一次太宗与他做天策府上将军时的长史唐俭外出打猎,一群野猪突然从林中闯出。久经战阵的太宗毫不慌张,弯弓搭箭一连射倒四头,但仍有头野猪冲到了太宗马前。唐俭下马与野猪搏斗,太宗拔剑砍死了它,大笑着对唐俭说:“天策长史难道没见过你家上将军杀贼吗,有什么好怕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唐俭很不客气的回答:“汉高祖在马上得到天下,却没见他在马上治理天下。陛下您靠神武平定四方,怎能在一头猪身上逞强显能呢!” 太宗的脸一下红透了,他尴尬笑笑,立即停止打猎返回宫中,没多久便加封唐俭为光禄大夫。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一个团队或集体中,带头人和干部群体所起作用至关重要,他们强则团队强,他们弱则团队弱! 正是由于群臣敢于直指太宗不足,太宗又能知错即改,而不是碍于面子打击报复,才使得大唐在国力提升后,仍能保持开国时的质朴作风,没有停滞不前。 正是有了太宗君臣这样一群不偏航、不停飞的头雁矩阵,才使得大唐步入正确发展轨道,开创了近三百年的宏基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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