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晋、楚之从交相朝

正如晋国士燮所料，华元弭兵的效力并没有持续多久。仅仅四年之后，晋楚两军就再次爆发了一场大战。 华元弭兵之后，晋国虽然没有继续同楚国在中原发生冲突，但却积极向周边拓展势力。在麻隧之战中，晋国大败秦军，极大地拓展了国势。受此影响，中原各国也重新向晋靠拢。郑国依仗晋国势力，竟然发兵两次攻打许国。许国在楚庄王时已经成为楚国的属国，郑国此举无疑是对楚国霸权的冒犯。 鲁成公十五年（公元576年），从危机中缓过来的楚共王打算挥兵北上，替许国复仇。在召集群臣商议此事时，子囊力劝应遵守华元弭兵的协议，建议通过外交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但子反却表示：“敌利则进，何盟之有”楚共王于是撕毁盟约，发兵攻打郑国和卫国，而郑国不甘示弱，也回兵攻楚。中原地区再次陷入了战争状态。 平心而论，楚国虽然并非师出无名，但在华元弭兵的大背景下，子反的意见无疑站不住脚。楚国的出兵，让其在外交上很被动。晋国见楚国如此，也乐得顺水推舟，召集了齐、宋、卫、郑等诸国连同东南的吴国在钟离会盟，一同对付楚国。华元弭兵至此正式破裂。 楚国见势不妙，于是立刻单独同郑国媾和。得到汝阴土地作为补偿的郑国立刻倒向了楚国一边，并同楚国结盟。在楚国的支持下，郑国进攻宋国并取得了胜利。而卫国则在晋国的授意下进攻郑国。 中原各国的小规模征伐只不过是晋楚两国正式交战的序幕，战争的真正高潮，还要等到躲在幕后的晋楚出兵正式交锋。果然到第二年，晋国正式出兵伐郑，郑国立即向楚国求援，楚国随即发兵。晋楚两军在鄢陵（今河南鄢陵北）接上了头。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晋军此次出阵，似乎并没有做好和楚军正面交战的准备。听说楚军前来，士燮便想退避三舍，避免主力决战。但郤至却坚决反对，而士燮之子范匄也支持郤至的意见，表示可以填平营中井灶，在军营中与楚国决战。范匄初生牛犊不怕虎般的言论虽然被士燮厉声斥责，但却赢得了晋国其他卿大夫的认同。栾书提出晋军坚守营寨，避免主力决战，伺机反扑，后发制人，“固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 应该说，在战斗开始前，楚军确实占据了一定的优势。这一天是晦日，春秋时认为是不吉利的。而楚军偏反其道而行之，于黎明时分在大雾的掩护下靠近晋军布阵开战，而此时晋军的援军齐、鲁、宋、卫等国联军尚未到达，晋军可谓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虽然不少将领都强调楚军列阵厚重，良将众多，不易抵挡。但郤至却冷静分析了楚军自身的劣势，他指出，楚军的大将子反和子重关系不佳，兵员老旧战力不高，郑军和楚军都阵容不整，而且又在通常认为不吉的晦日用兵，因此必定大败亏输。而从楚国逃到晋国，深谙楚人用兵之道的苗贲皇则指出楚国的精锐主力在中军，因此可集中优势兵力先击破左、右两军，再合兵包围中军。在郤至、苗贲皇等人的力劝下，晋厉公终于决定与楚军正面交战。 晋国的战术安排果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晋国主力的猛攻下，楚军的左右两军抵挡不住。晋军一度逼近了楚国的中军，楚共王甚至被晋将魏锜一箭射中左眼，可谓狼狈已极。楚军虽然纷纷败退，但楚军的战斗力之高超，战意之顽强也超出了晋国的预料。楚国着名的神射手养由基在败军之中大显神威，先是一箭射死了魏锜，又率军抵挡住了晋军的追击，而另一员猛将叔山冉则以晋军士兵作为武器投向晋国战车，晋军动弹不得，被迫停止前进。 双方激战一天，到黄昏时分才告结束。虽然场面上是晋优楚劣，但楚军并未被击溃，而晋国获得的战果也极为有限，仅仅俘虏了楚国的公子茷。夜色降临，双方各自收兵回营，整顿兵士，救助伤员，补充粮草，修理武器，重摆阵势，打算次日再战。 这时候苗贲皇却想出了一条妙计，他命人暗中放松对楚国战俘的看管，让他们逃回楚营报告晋军的军备情况，动摇楚国的军心。果然，楚共王得到这样的消息，便连夜召开军事会议，可是掌管中军的子反居然喝得酩酊大醉，人事不省，不能前来。楚共王毕竟年纪不大，听说此事，哀叹一句：“天败楚也夫！余不可以待。”竟然就此命令撤退。第二天，全副武装的晋军发现楚军竟然连夜退走，于是攻占楚军营地，尽夺楚军粮秣，而此时晋国的援军才先后来到鄢陵。楚国方面，贻误战机的子反受到楚共王的责备和与其不和的子重的逼迫，无奈只得自尽谢罪。鄢陵之战就这样以晋国的胜利而告终。 楚国在鄢陵之战中的失败原因很多：首先自然是师出无名，在道义和舆论上处于不利地位；其次为了抢占有利战机，不顾军队的实际推进速度，强行进军并发起攻击，不但失之急躁，也造成军队的疲劳，导致战斗力的下降；再次，在战斗中，军事长官判断有误，指挥不灵，导致战术层面上的被动挨打，只是凭着单兵作战能力的突出才勉强维持局面；最后就是主帅不守军纪，贻误战机。 和楚国相比，晋国的取胜无疑得益于其正确的战略战术。但和城濮之战确立了晋国的霸权不同，鄢陵之战并没有让晋国获得期望中的政治利益。从战前诸卿大夫围绕是战是退争论不休的场面即可看出晋国政出多门，诸卿不和，君臣离心的情况。正如战后鲁国大夫宣伯所言：“晋政多门，不可从也，宁事齐、楚。有亡而已，蔑从晋矣！” 在战争中，齐、鲁、宋、卫等国援军的逡巡不进，观望不前即是这一心理的具体表现。因此，晋国虽然在鄢陵之战中取胜，但并没有因此而取得对中原诸侯国的控制权。特别是同楚国交好的郑国更是始终不肯向晋国低头。果然鄢陵之战后不久，晋国爆发了内乱，三郤、晋厉公等人先后在内乱中丧生。虽然后来又有晋悼公的复霸，但已经不能挽回晋国的颓势。 鄢陵之战是长达数十年的晋楚争霸中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两国主力军队的会战。它也标志着楚国称霸中原的失败，而晋国虽然取胜，但其对中原诸侯的影响力也逐渐衰退。 鄢陵之战以后，晋楚争霸的局势又重新激烈起来。此时，齐国、鲁国、宋国、卫国同晋国交好，而秦国、郑国、陈国、蔡国则同楚国相厚。晋国虽然在鄢陵之战中取胜，但受困于国内形势，其在中原的霸权一直不稳。为了拓展晋国在中原的影响力，晋国反复攻打郑国，但郑国感念楚国在鄢陵之战中的援救，政治立场一直偏向楚国，并在楚国的支持下与晋国进行了十余年的交战。后来虽然因为力量不支而被迫与晋妥协，但始终与楚暗通款曲。 楚国虽然在鄢陵之战中失败，但并未元气大损，依然有能力同晋国一争高下，因此与同样与晋有隙的秦国逐渐靠近。双方不仅相约共同进攻晋国，还进行了联姻。不过，楚国此时却受到逐渐崛起的吴国更加猛烈的进攻，虽然双方互有胜负，但楚国的注意力却被牵制于东南，对中原的注意力自然减弱。而另一方面，东方的齐国也趁机再次扩张势力，企图同晋国争夺霸主之位。 长期的战争局面给各国都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在动荡的形势下，各国的内乱此起彼伏，掀起了又一轮政治更迭的浪潮，卿、大夫、士逐渐掌握了诸侯国的实际权力。晋国、郑国、齐国纷纷爆发了内乱，特别是晋国几家卿大夫和国君之间相互倾轧，导致晋国国力大损，只能勉强维持表面的强势。 这一混乱的局面大约持续了三十年左右，长期的战争形势和日益激烈的国内矛盾已经使得即使是像晋国和楚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深感难以为继，更不用说那些夹在其中的小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再一次“弭兵”就成为各诸侯国的共识。 率先放下身段的是晋国当时的正卿赵武，这位昔日的赵氏孤儿为了缓和诸侯国之间的尖锐矛盾，先减轻了小国定期缴纳晋国贡品的数量，又通过鲁国大夫叔孙豹，表达了希望有人出面在晋楚之间斡旋，达成和平协议的愿望。 赵武的这一意见受到了当时各国诸侯的赞同。当时的齐国，内乱尚未结束，由崔氏和庆氏两家执掌权柄，自然需要交好诸侯国以稳定形势。而郑国当时执政的子产看到诸侯国有达成和平的动向，便在楚、陈、蔡、许等国联军来袭时坚壁清野，不加抵抗，为和谈提供了余地。 弭兵的条件逐渐成熟，自然就有人自告奋勇，愿意从中斡旋。上一次华元弭兵的主持人是宋国大夫，这一次又是宋国的大夫向戌站了出来。和华元类似，向戌一方面同赵武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又同楚国令尹屈建有交情。看到诸侯之间纷纷提倡弭兵，向戌便决定仿效前人，再次主持弭兵会议。如此一来，在停止战争的同时，还可以极大地提高宋国的声望和地位。 带着这样的目的，向戌踏上了游说的道路。他先后拜访了晋、楚、齐、秦四个最有势力的大国。仗着同当权者的私交，晋、楚两国自然无有不从，秦国也欣然应允，只有齐国犹豫了一阵，也在大夫田文子的劝说下同意了。眼见大国支持弭兵，各小国自然纷纷同意。 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第二次弭兵会议再次在宋国西门召开。比起上一次华元弭兵，这一次的程度和规模都提高了许多。晋国、楚国、齐国、秦国、鲁国、卫国、陈国、蔡国、郑国、许国、宋国、邾国、滕国、曹国共十四个国家派出了代表，主持人当然还是向戌。 经过向戌的斡旋，晋楚两国确立了两国属国应当互相朝见的基本格局，也就是所谓的“晋、楚之从交相朝”。不过，由于齐国和秦国国力较强，又分别同晋国和楚国结盟，因此可以例外，而邾国和滕国分别是齐国和宋国的附庸，因此也无须参加会盟。 虽然和议达成，但在会盟仪式举行之前，会场的气氛仍很紧张。晋楚两国厮杀多年，仇恨极深，彼此都有戒心。在正式会盟时，楚国为了预防万一，暗中在礼服内套上甲胄，打算一言不合就动手厮杀，楚国令尹屈建声称：“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晋国得知这一消息，也预先做了准备，打算一旦有变，就冲入宋国都城，据城防守。 在正式的会议上，各国代表共同通过了之前达成的协议，又确定了各国应当向两国负担的贡赋比例。然而，在最后歃血为盟时，晋楚两国再次为盟主之位争夺起来，双方互不相让，险些使谈判破裂。最终在晋国大夫叔向的劝说下，由楚国担任了盟主，但作为交换，盟书上首先写上了晋国的名字。 虽然发生了不少风波，但史称“向戌弭兵”的第二次弭兵会议总算顺利结束。比起短命的华元弭兵，这一次弭兵会议的效力要长得多。自此之后，诸侯国之间数十年没有发生重大战乱，迎来了难得的和平时期。 弭兵会议确立了晋楚两国共同称霸的两极政治格局。对于晋、楚、齐、秦等大国来说，弭兵会议的召开有助于处理国内日趋尖锐的矛盾和恢复由于战争而日益空虚的国力。而对于中原各小诸侯国来说，一方面免于战争的侵扰和破坏，另一方面也背上了服从两个大国、缴纳两份贡赋的沉重负担。 弭兵会议结束之后，齐景公、陈哀公、蔡景侯、杞文公，以及燕国、胡国、沈国、白狄等国的君主于次年赴晋国朝见晋平公；而鲁襄公及宋平公、陈哀公、郑简公、许悼公朝拜楚国楚康王。从此，这些小国“仆仆于晋、楚之庭”，又“尽其土实，重其币帛，供其职贡，从其时命，贺福吊凶”，导致“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的局面。 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向戌弭兵五年之后，各国再次在虢地会盟，重申并强调了弭兵会议的精神。尽管向戌弭兵是以牺牲小国的利益来维持大国的生存空间，但通过外交手段达到和平的局面，特别是宋国前后两次在弭兵会议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也说明了弭兵会议的积极意义。弭兵会议推动了春秋时期的历史进程，具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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