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余,章薨,而匈奴大入边,汉多兵发,丞相灌婴将击之,文帝亲幸太原。兴居以为天子自击胡,遂发兵反。 ——《汉书·高五王传》 自“白登之围”后,在汉高祖刘邦的和亲策略下,汉朝和匈奴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的确相安无事。汉惠帝时,延续了汉高祖刘邦的和亲策略,在前一位和亲公主去世以后,于惠帝三年再度以宗室女为公主,嫁给了冒顿单于,并送去了十分丰厚的嫁妆。 不过,由于匈奴部落联盟制的统治模式,注定了汉匈之间难以保持长久的和平。毕竟,汉朝的和亲对象只是冒顿单于,匈奴各部得到的好处极为有限,而冒顿单于虽然是匈奴的首领,但对于各部的约束却十分的有限。 为求生存,仍然有不少匈奴部落时常南下劫掠,虽然再也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但汉匈边境的摩擦却时有发生。例如吕后七年(前181年)十二月,便有匈奴军队入侵狄道,掠走二千余户百姓。 彼时,汉匈边境地区虽然摩擦不断,但毕竟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双方依旧维持着表面的和平,因此汉文帝即位以后,也延续了前朝对匈奴的和亲政策。 然而,汉文帝三年(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却悍然背弃和亲之约,亲率数万大军侵占河南地(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并进袭上郡(今陕西绥德一带),不仅侵扰抢掠汉朝边塞城池,杀掠汉民,更是将匈奴百姓迁入河套地区居住,摆出一副赖在此地不走,要长期占据该地的样子。 汉文帝刘恒接到北部边塞奏报,怒道,“汉朝曾与匈奴结为兄弟,目的就是避免边境遭受侵扰,为此不惜送给他们大量钱财物资。如今匈奴右贤王却离开本土,率众进驻早已归属汉朝的河南地区,随意捕杀吏卒,驱逐‘保塞蛮夷’(即内迁后被安置于边塞,担负保卫边塞任务的游牧部落),使他们不能居于故土,而且欺凌边防官吏、侵入内地抢掠,狂傲无道,破坏和约。” 汉文帝刘恒即位以来,虽然同样延续了与匈奴的和亲友好国策,但他同时也明白,如果一味对匈奴予以忍让,只会让对方的野心越来越大,越来越肆无忌惮。 因此,对于匈奴右贤王这种公然撕毁和约,悍然入侵的举动,汉文帝决定坚决予以回击,只有将匈奴打痛、打怕,才能彻底消除他们的野心。为此,汉文帝下令调发边防官吏骑兵八万五千人,由丞相、颖阴侯灌婴统率,北上高奴对入侵的匈奴右贤王展开反击。 匈奴右贤王的此次大规模入侵,本就是对汉文帝这位新君的一次试探之举,并没有正面硬刚汉军主力大军的打算,因此当他得知汉朝大军果然大举出动后,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即率兵北撤,撤往了汉朝边塞地区。 即使如此,汉文帝却并没有打算轻易放过这些入侵的匈奴军队,他一方面征调中尉麾下的预备军队归属卫将军统领,增强京师长安防卫,防止匈奴利用骑兵的机动性突袭长安;另一方面,汉文帝更是亲自率军从甘泉宫赶往高奴,摆出了一副将要御驾亲征的态势。 匈奴方面一看汉朝要来真的了,右贤王连忙率领军队退出了汉朝边塞。 得知匈奴右贤王率兵撤走,汉文帝这才下令军队停止进军,并命令灌婴率兵驻防边塞,防止匈奴杀个回马枪,而他自己则东渡黄河,巡视太原国,并下诏命代王刘武和原代国官员前往太原郡觐见。 在晋阳太原王的王宫中,刘恒即位以来、东牟侯刘兴居作为齐王刘襄的弟弟,皆有意拥立兄长刘襄为帝,因此决心留在长安作为刘襄的内应。 后来,陈平、周勃等人为避免国家陷入内乱,决定于长安发动政变,为了拉拢刘章和刘兴居,他们承诺在诛除诸吕后,将拥立刘章为赵王,刘兴居为梁王,也正是由于这一承诺,刘章和刘兴居不仅配合周勃等人诛灭了吕氏众人,而且在大臣们决定拥立代王刘恒后,刘章还主动说服兄长刘襄退兵,而刘兴居因为诛灭诸吕时功劳较小,为了达成封王的目的,在刘恒入京以后,又主动请缨随夏侯婴将少帝刘弘驱离未央宫。 然而,代王刘恒即位之后,因为听说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曾意图拥立齐王刘襄为帝,因此对两人心存芥蒂,虽然鉴于在诛灭诸吕中的功劳,也通过赏赐钱财和加封食邑,对刘章和刘兴居予以了奖赏,但却并未按照约定分封两人为王。 直到汉二年(前178年)三月,大臣们请立刘恒诸子为王,汉文帝这才割齐国的城阳和济北两郡,封刘章为城阳王,封刘兴居为济北王。 要知道,赵国乃是统辖数郡的大诸侯国,梁国虽只有一郡之地,却也是位于中原的富庶之地,而城阳国和济北国不仅只拥有一郡之地,而且还是从齐国封地上分割而来,等于变相削弱了齐国的实力。 在平定诸吕事件中,在诸多刘姓宗室之中,本就以齐王刘襄、城阳王刘章、济北王刘兴居功劳最大,结果他们不仅没有获得相应的赏赐,反而遭到了刘恒的猜忌和防范,这自然引起了刘襄、刘章和刘兴居兄弟几人的不满,皆认为刘恒这是过河拆桥、忘恩负义之举。 汉文帝即位以来,虽然迫于形势不得不对刘姓诸侯王进行拉拢,使刘姓诸侯王对权势滔天的彻侯予以牵制,但汉文帝对于诸侯王也并非没有防范之心,而在诸侯王之中,汉文帝最为忌惮的便是富庶且实力强劲,又颇有野心的齐国一脉。 也正因如此,刘恒在即位初期短暂恢复吕后时期齐国割让的土地后,随着皇位的稳固,仅仅一年多以后,便以奖赏刘章和刘兴居为由,再度对齐国进行了分割,极力削弱齐国的实力。 更令人费解的是,就在汉文帝刘恒即位不到一年,将城阳、琅邪、济南三郡复归于齐国后数月的汉文帝元年(前179年)八月,年纪轻轻的齐王刘襄便去世了。而在“诸吕之乱”中功勋卓着的城阳王刘章,也在被册立为城阳王仅仅一年后,便于汉三年(前177年)四月去世了,年仅二十三岁。 齐王刘襄和城阳王刘章去世时不仅年纪轻轻,更为要命的是,他们的死因也是扑朔迷离,这引起了外界的百般猜测,再加上汉文帝即位以来为巩固皇位对功勋老臣的打压,以至于不少人都在私下议论,认为两人的死与汉文帝刘恒脱不了干系。 对于济北王刘兴居来说,自己本来就受到汉文帝的百般猜忌,而两位兄长的先后离世,更是让他陷入了极大的恐惧。 汉文帝虽然早年就封代地,但从他即位以来的手段来看,显然也是颇有政治手腕,面对功臣宿将和强势诸侯,他先是在陈平去世后,数次打压功勋领袖周勃,最终使其免职归国,又借助淮南王刘长刺杀辟阳侯审食其之事,震慑一众功勋宿将和外戚,从而成功消除了功勋老臣和彻侯们对于皇权的威胁。同时,在楚王刘交和燕王刘泽先后去世以后,汉文帝又通过打压齐王一脉,拆封强国赵国的方式,极大削弱了诸侯王对朝廷的威胁。 从即位至今,不过短短三年时间,汉文帝却通过各种权谋手段,迅速稳定了皇位,巩固了皇权,此时汉文帝的皇位,已经无人能够撼动。 如此情形下,如果仅是因为“诸吕之乱”以来汉文帝的食言,济北王刘兴居顶多会对皇帝有些不满,私底下吐槽几句,在自身实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还不至于贸然挑战皇帝的权威。然而,由于两位兄长的离奇去世,出于对自己性命的担忧,刘兴居最终选择了铤而走险、拼死一搏。 虽然西汉初期推行郡国并行制,朝廷直接控制的地区并不算太多,但刘兴居想要仅凭一郡之地挑战中央朝廷,仍然无异于以卵击石。更何况,刘兴居受封也不过一年多,统治尚不算稳固,再加上此时民心思定,又有多少人愿意跟着他造反。 不过,即便双方实力悬殊,在性命时刻遭受威胁的情况下,刘兴居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更何况他也并非毫无优势。一方面,在楚王刘交和燕王刘泽去世之后,作为刘邦长子刘肥之子的齐王一脉,实际上已经成为刘姓诸侯王的领头羊,而在两位兄长去世后,作为刘肥第三子的刘兴居,一跃成为了齐国一脉的大家长,再加上吕后执政以来,朝廷与诸侯王之间关系始终较为紧张,因此刘兴居认为自己在诸侯王之中还是有些话语权的,一旦自己起兵,应该也能赢得一些诸侯王的拥护。 另一方面,此时朝廷正忙于和匈奴开战,汉文帝刘恒更是摆出了一副御驾亲征的架势,刘兴居认为在朝廷兵力受到匈奴牵制的情况下,正是自己起兵的最佳时机,自己虽然无力对抗朝廷,但联手匈奴未必不可一搏。 更为重要的是,如今灌婴率领汉军主力北上边塞,汉文帝刘恒巡视太原国,身边带的军队并不算太多,而太原国也不过是个小诸侯国,国中军队并不多,且并不像关中四塞之地那般易守难攻,正是袭杀汉文帝的大好机会。不愿错过这个机会的济北王刘兴居,悍然起兵叛乱。 汉文帝得知消息,既顾不上继续游历太原国,也顾不上讨伐匈奴了,毕竟相较于外部威胁,诸侯王叛乱的威胁更大,如果不能及时将其平息,势必会激发其他诸侯王的野心,立时便要天下大乱。 为了尽快平息叛乱,汉文帝立即命令灌婴撤军还京,加强关中防御,并以棘浦侯柴武为大将军,统率四将军,领兵十万东进平叛,又令祁侯缯贺为将军,率军驻守荥阳,阻止乱兵西进威胁关中。 同年七月,自太原国匆匆返回长安的汉文帝,为了瓦解叛军,立即下诏说,“凡济北国吏民,在朝廷大军未到便停止反叛,以及率部投降或献出城邑投降的,一律赦免其罪,且官爵复原。凡参与刘兴居反叛但主动投降者,亦予以赦免。” 自秦末到汉初,天下持续战乱不止,直到吕后执政以来的十余年间,百姓才迎来了难得的休养生息时间,在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的情况下,已经逐渐习惯安居乐业平稳生活的百姓们,谁又愿意继续遭受战乱。更何况,汉文帝即位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惠民政策,早已深得民心,即便是济北国的百姓,也不愿跟着刘兴居叛乱,因此在汉文帝的一纸赦令下,刘兴居好不容易募集的军队,立时军心涣散。同年八月,大将军柴武率军击溃叛军,俘虏济北王刘兴居,刘兴居自知难以活命,遂自杀而死。 叛乱平定以后,汉文帝宣布赦免济北国中随济北王造反的官吏百姓,济北国被废为济北郡,收归朝廷统治。 虽然刘兴居的叛乱并未掀起太大的风浪,但无疑加剧了朝廷与诸侯王之间的相互猜忌,使得汉文帝即位以来双方好不容易缓和的局势再度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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