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3年9月3日,晴,长安火车站。 火车缓缓地驶入站台,尚未停稳,车厢中旅客们便焦急的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朝车厢门口涌去,都想在领花,锃亮的长筒军靴,寒气逼人的刺刀,让人望之,不由心生凛然。 “立正!” “敬礼!” 随着两声高亢的军令,仪仗队士兵立即平举火枪,侧头,朝着大秦使团的方向,行注目礼。 “哼,齐国人就是喜欢搞这些花里胡哨的玩意。”翰林院侍读学士、詹事府詹事唐伟铭见状,冷哼一声,不无嘲讽地低声说道。 杨升平回头瞥了他一眼,警告的意味不言而喻。 齐国若是只会搞这些花里胡哨的玩意,也不至于在数十年间,将秦齐两国的实力差距拉得越来越大! 这是他时隔三十年第二次来齐国,一路所见所闻,让他在感慨齐国发展之速、变化之大、国力愈强的同时,也在暗自对大秦目前的社会体制僵化和发展停滞不前而痛心疾首。 三十年了,虽然我大秦的财政收入,从乾元十年(1692年)的2400多万两,增长到乾元三十九年(1721年)4600万两,几乎翻了一倍。然而,这要跟齐国一比较起来,这个数据简直不忍目睹。 据三年前,从我大秦驻长安公使馆传回来的信息,齐国在乾元三十八年(1720年),年度财政收入就超过了18亿元(以金圆券统计),折合白银近56亿两,足足是大秦的十二倍之多。 不要忘了,齐国的人口只有两千八百多万,还不到我大秦户册人口的四分之一。 若是齐国仅仅从财政上,或者富裕程度上形成对我大秦的碾压,那也不过是一个吸引国内无数百姓偷渡私逃的社会问题。 但是,齐国凭借其充沛的财力、强大的国力,持续不断地扶持和武装北明伪朝,以及那个那个位于岭北的渤海国、东丹国,给我大秦边境造成了严重的困扰。 乾元五年(1687年)六月,经过多年整训的大秦新军,从辽东、河北、山陕三个方向,对盘踞在漠南的伪清余孽发起雷霆一击。 在面对装备了大量火枪和火炮的大秦新军,伪清满蒙八旗一触即溃,望风而逃。仅一个月,中路大军便推进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城下,并对这座伪清临时都城发起猛攻。 五日后,清虏伪帝康熙携万余残兵弃城而逃,奔漠北而去,漠南遂定。 随后,我大秦一边不断移民实边,以归绥、绥远(今乌兰察布市)、九原(今包头)为核心,修筑大量堡寨坚垒,并强迫当地蒙古部落编户齐民,画地放牧,以彻底控制漠南这片边塞之地。 同时,各边镇不断派出小股精锐骑兵深入漠北,除了继续打击清虏残敌外,还持续施加军事压力,破坏其统合漠北蒙古诸部的企图,不以清虏任何喘息之功。 乾元六年(1688年)五月,曾与大秦在西域和青海爆发武装冲突和军事对峙的准噶尔汗国突然杀入漠北。 噶尔丹亲统3万骑兵,分兵两路东进,趁土谢图汗领兵攻伐札萨克图汗部时,杀入其领地,尽歼土谢图汗部留守的少量兵马。 随后,准噶尔汗国军队又趁势杀入了克鲁伦河流域的车臣汗部,将车臣汗默多克击败。 伪清康熙闻讯后,联合土谢图汗察辉多尔济以及车臣汗默多克残部,聚兵两万余回击噶尔丹,双方会战于鄂罗多诺尔。 初战,联军失利,土谢图汗军遭到准噶尔军猛烈的炮击,溃不成军,与清军共同败退十余里。 为挽回败局,止住颓势,清军建议发起发起夜袭。 却未曾想到,准噶尔军竟然与清军持同样的打算,准备以夜袭的方式,速战速决,击败对方,从而一举收服漠北蒙古诸部。 是夜,双方数万大军在广阔的草原上不期而遇,遂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次日天明,人数处于劣势的满蒙联军向北方败退。 尽管获得胜利,但准噶尔军伤亡五千余,损失不小,在追击数日后,便返回鄂罗多诺尔休整。 鄂罗多诺尔会战的消息传到了归绥,秦军上下立时意识到,捡便宜的机会到了。 于是,秦军集中了所有的骑兵,凑了一万三千余骑,于七月下旬杀入漠北。 就在噶尔丹本欲兴兵与不要脸前来捡便宜的秦军大战一场时,但在最后关头却停止了军事行动,引兵撤出漠北,返回了西域。 因为,准噶尔汗国大后方出现了内乱。当时被羁押在伊犁的叶尔羌汗国大量贵族猝然发动暴乱,并快速席卷了整个伊犁大草原,使得噶尔丹不得不回师平叛。 当一万三千余骑秦军骑兵进入漠北后,被土谢图汗部几乎打残了的札萨克图汗部率先表示归附大秦,随后,审时度势的车臣汗部也表示接受大秦的统治,遣使上供。 与准噶尔大战一场,实力遭到严重削弱的伪清余孽携土谢图汗部万余部族,奔西北而去,最终进抵科布多北部地区(今唐努乌梁海地区),继续苟延残喘。 短短不到三年时间,大秦犹如开挂一般,竟然接连克复漠南和漠北广大地区,拓土数千里,将大秦版图向北延伸至极北之地,直追盛唐之绩。 无疑,那个时候,是大秦最为高光的时期,再加上国内工商业蓬勃发展,对外贸易规模的日益扩大,财政收入连年攀升,使得朝堂上下弥漫着一股盛世来临的气氛。 然而,这番盛世尚未延续几年,大秦便连续遭遇多重挑战。 乾元九年(1691年)二月,割据安南凉山、新郑(今越南鸿基港)等地区的郝氏悍然自立建国,称号大凉王国。作为大秦藩属,安南(郑氏)遂求告南京,请求朝廷出兵,联合安南政府夹击郝氏,平定该部叛乱,从而维护安南的统一。 就在广西地方边镇受朝廷之命集结军队,厉兵秣马,准备南下攻打凉山时,齐国驻南京公使却发来一份外交照会,声称,那个大凉王国已上表齐国皇帝和内阁政府,成为齐国藩属之国。故而,齐国敬告大秦朝廷,不许擅自发兵相攻。 就在朝堂诸公慷慨愤然,准备不予理睬齐国警告时,却接连收到广西桂林和安南东京(今越南河内)的败报。 那个大凉王国凭借安南北部险峻的山岭,重挫广西地方边镇派出的“讨逆”大军,官兵伤亡两千余,狼狈逃回境内。而安南军在进攻凉山和新郑时,也遭败绩,被凉军以优势火力击退。 未几,齐国安南舰队出动十余艘战舰,分别游曳于红河出海口和琼州(今海南岛)附近,以示对新生的凉国予以声援。 大秦朝野内外顿时群情汹汹,与齐国处于紧张对立状态。 紧接着,北明在朝鲜和辽东对大秦频频越界挑衅,大有挑起第二次秦明战争的苗头。 在漠北,那个位于北海(今贝加尔湖)一带的渤海国,于色楞格河流域袭击了两处蒙古人牧场,并将所有的人丁全部掠走。 在海上,齐国战舰开始拦截和搜查过往的大秦商船,虽然未采取进一步的过激措施,但仍旧让所有的大秦出海商船感到一种深深的忧虑。 一时间,大秦受到了来自海陆数个方向的战争威胁,与齐国大有发生武装冲突的趋势。 后来,经过齐国太皇的干预,这场潜在的冲突最终消弭于无形,秦齐两国又恢复到亲密无间的状态。 但这场危机,却让秦国上下猛然发现,渤海国、东丹国、北明、日本、琉球、凉国、占城、以及齐国的安南总督区,环伺周边,自身竟然处于齐国势力半包围状态,一股强烈的危机感顿时油然而生。 好在已经亲政的乾元帝审时度势,知道大秦目前最具威胁的方向是来自北方和西北,唯有彻底剪除这两个方向强大的游牧势力,才能抽出手来应对齐国的挑战。 于是,近二十多年来,我大秦遂向漠北和西域发起了连绵的攻势。先后经历库伦之战、科布多之战,逐一收服喀尔喀蒙古诸部,暂时定鼎了漠北的局势。 随后,我大秦经河西走廊,出嘉峪关,击哈密,战吐鲁番,杀入天山北麓。在乾元三十六年(1718年),于轮台(今乌鲁木齐一带)大败准噶尔汗国,斩首四千余,俘三千余,降服周边部落万余帐,取得轮台大捷,就势掌控了北疆局势,剑指伊犁和天山南麓。 可没想到,那个讨厌的北明伪朝这个时候又跳了出来,仿佛见不得我大秦击败准噶尔,消除西北边患。 乾元三十八年六月(1720年),北明从朝鲜咸宁北道跨过鸭绿江,侵入珲春地区(今延边自治州),掳掠边民,抢夺财物。 我大秦辽东边镇官兵遂出兵驱逐侵入境内的北明军队。 双方从零星的边界武装冲突,逐渐发展成数千上万规模的大战。面对经过齐国多年调教的北明军队,辽东各边镇未能挡其锋锐,接连损兵折将,陆续丢掉了珲春、永吉州(今吉林市)、宁安(今牡丹江市),被迫向朝廷求援。 朝堂诸公闻知,均是恼怒不已。 这北明仗着有齐国的支持,不是在边界地区行骚扰之举,就是在沿海之地大肆诱拐无知百姓前往云州(今北海道)、镇州(今乌苏里江以东地区)。 而且最为可恨的是,数十年来,每当秦军有大动作,对清虏余孽,或者漠北蒙古,以及准噶尔汗国发起军事打击时,他们就会在边境地区挑起各种事端,使得秦军总不能专心对敌,必须留出足够多的精力来防备它。 看来,有必要对北明实施一次惩罚性的军事打击, 于是,朝廷置齐国居间调停(多半也是拉偏架)不顾,从漠南、漠北、河北三地抽调四万余步骑,火炮一百余门,陆续朝辽东汇集。 却未曾想到,北明见秦军势大,陆续撤离了侵占的府县堡寨,返回朝鲜西北境内和镇州,凭借山高林密的地理地势,与秦军展开拉锯战。这一打,就是持续三年多,至今也未停歇。 乾元四十年十月(1722年),因抽调大量军力至辽东,使得漠北地区兵力稍显空虚,让准噶尔汗国寻到机会,在科布多地区的博格多河畔(今外蒙乌里雅苏台附近)大败我秦军,三千余骑兵几乎全军覆没,使秦军驻漠北军团丧失大半机动兵力,暂时失去了对喀尔喀蒙古地区有效控制,蒙古诸部已开始出现反复。 士气大涨的准噶尔汗国步步紧逼,除了加紧整合收服蒙古诸部、拉拢科布多北部地区的清虏余孽外,还从伊犁、天山以南地区,向北疆地区发起反击。 为了应对准噶尔汗国的进攻,秦国必须要结束与北明伪朝之间的战争,将国内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北方和西北。 在这种情势下,作为大秦次辅的杨升平便奉皇帝诏命、内阁首辅之托,率领一支庞大的使团访问齐国。 那个,作为与我大秦签订了百年盟约的战略合作伙伴,你们齐国可不可以管一管自己的小弟,让北明朱氏稍微安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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