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之起，就是大明亡国之始，内斗内行，外斗外行，正所谓文人误国，大家来议一议吧。”
吴应熊谈起“东林党祸”
，像在一潭寂静的死水里丢进了一颗深水炸弹，武英殿里顿时炸开了锅。
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听了吴应熊的话，他们深表赞同，觉得东林党人就是表面上正人君子，实际上是误国误民，他们一个个挺直了腰杆。
而刘宗周等在场的文官很多人脸色都变了，其中有一个人反应颇为强烈，他就是南京礼部侍郎钱谦益。
当时还是封建社会，“东林党”
之“党”
，是朋党而不是近代政党，“结党乱政”
是重罪。
钱谦益等东林党人原本见吴应熊在京师整治阉党，革除太监干政的土壤，对吴应熊很有好感，没想到吴应熊对东林党也没太多好感。
东林党源于顾宪成，他在万历二十二年被削去官籍返回故乡无锡，和弟弟顾允成修复了无锡城东的东林书院。
这所书院原本是宋代大儒杨时创立，杨时是宋代大儒程灏、程颐两兄弟的门徒，是“二程学说”
的正宗嫡传。
后来宋代大儒朱熹则是杨时的弟子。
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时，宣布他继承杨时衣钵。
当时，不少怀抱道义而不被当政者所接纳的士大夫退归林野，东林书院的重建使他们找到了知音，因此都争相前来，使得“学舍至不能容”
。
讲学之余，东林党人聚在一起，用委婉的语言议论朝政，褒贬品评执政的大臣。
用“君子”
和“小人”
去区别政治上的正邪两派，东林党人号称“清流”
影响天下舆论，此时，钱谦益是东林党的领袖之一。
东林党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讳言“党”
及“朋党”
，常以“吾党”
自称。
在他们的语汇中，“党”
，已不是“同乡”
、“乡党”
之意，而是“同道”
、“志同道合”
之意。
本来传统儒家以为“君子不党”
，但东林党人高攀龙、钱一本等人认为，小人可以有党，君子也可以有党。
刘宗周的认识则更进一步，他否认小人有党，而君子以同道为朋，以自绝于小人为党，将党视为正人君子的代名词，给“党”
、“朋党”
这一概念做了新的诠释，改变了贬义的内涵，结果使得明末党争更加厉害，朝廷一事无成。
但吴应熊觉得，东林党人，只会满口道德文章，“文人误国”
。
长期的上层生活，使得东林党人严重的与支持整个农民阶层脱节，不知道民间的疾苦。
讲起大道理有一套，真正有用的实际行动没有。
吴应熊主政江南的，但孔孟之道数千年已矣，如何变？愿听丞相高论。
若不能说服我等，我等今日就算赴油锅，也不愿再受辱。”
钱谦益这时也大义凛然地附和说：“丞相，士可杀不可辱，你今日必须给我等一个说法。
否则我等宁愿赴油锅。”
吴应熊哼了一声，对钱谦益嗤之以鼻，说：“别人我不知道，你钱大人可不是这么容易就会自杀的人，须知这油锅里滚烫的油，可不是水池里的冷水。”
吴应熊这话，其实说得没头没脑，武英殿里没人知道这著名的典故——这典故源于历史上的南明弘光元年五月，清兵近逼南京。
兵临南京城下时，钱谦益的妾柳如是劝钱谦益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谦益沉思无语，最后走下水池试了一下水，说：“水太冷，不能下”
。
大殿里一片安静，吴应熊说：“你们要讲大道理，本丞相也读过圣贤书，就跟你们好好讲一讲圣贤之道，打一下你们的脸！
！
孔孟之道在中国，从宋代就已开始异化了，程朱那些大儒，抄袭剽窃来佛家哲学，推出理学，把儒家本来就严格的道德要求，推到了违反人性的极端地步，竟然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口号，你们想一想，没有欲望，人活着和路边的石头有什么区别？这结果，便把我大明造成伪君子之邦，士大夫一面卑鄙下作，一面以道德气节相标榜，言和行彻底背离，且不说先皇崇祯亡国时，内阁首辅魏德藻那些大臣的恶心表演，大太监魏忠贤弄权时，大批读书人趋之若骛，拜在那阉竖门下当干儿子、干孙子，将其尊为九千九百岁，在全国各地为他建生祠，甚至上疏请将此目不识丁的阉竖配享孔庙，何等荒谬？大明士大夫奢谈去人欲存天理，其实私生活却极度腐败糜烂。
你们习惯于脑子里先有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然后用所谓的礼制和道德去规范人们的一切行为，然而这道德不考虑现实中人们的各种利益冲突，最终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大家都讲道德而不讲法，社会必然伪君子盛行。
就拿你钱谦益钱大人来说吧，你娶的那个柳如是，按照年龄都可以当闺女了吧？而且你包养人家却碍于礼教不敢给名分，这就不是风流而是下流了！
还有，士大夫以气节自励，然而在闯贼攻陷北京时，却争相降贼！
你们还要本丞相继续说下去吗？你们谁敢拍着胸脯说，要是满清鞑虏杀到南京，你们会舍生取义？”
沉默！
长久的沉默！
吴应熊这一番话，掷地有声，有理有据，打脸东林党，啪啪的，让那些东林党人，尤其是钱谦益，抬不起头来，武英殿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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