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谁先动手的，张熹家的逃荒亲戚和伙计，与袁锦家的伙计还有看热闹的民众都动起手来，一时之间，张飞打岳飞，打得满天飞，有人鼻子被打出了血，有人头上被打了一个包，有人手臂骨折，有人被扯烂了衣服，场面混乱不堪。
几个衙役从县衙里冲出来，及时制止了几方的打斗，将这些出手打架的人都带到县衙大堂跪着听候发落。
张家粮店伙计打死人的消息马上在县城传开，因为参与打架的人很多，有的是张熹家逃荒来的亲戚，有的是围观群众，也有袁锦药材行的伙计，这些人在县衙大堂跪了黑压压一大片。
打架的人多，涉及各自的亲戚、家人、朋友当然就更多，这些人将县衙大堂外面围得水泄不通，群情激愤，强烈要求惩治打人凶手。
谁是打人凶手？有人指认张家伙计，有人指认袁记药材行伙计，也有人指认看热闹的某人。
县令余慈孝对灾年发生聚众斗殴事件非常重视，何况还是一桩人命案件呢。当即升堂审讯。
案件发生在张家粮店门外的大街上，目睹事件全过程的人很多，案件审理就显得比较简单。余慈孝很快就将案件审理明白，秉公执法，判张学东为过失致人死亡。
过失致人死亡对肇事人是不用判刑的，但袁家二大爷也不属于“应捕杀的恶逆之人”，张学东拿出“烧埋钱”给死者家属就算完事。
听完判决，袁锦也认为余大人判张学东过失致人死亡无可争辩，问题是，张学东应该补偿袁家二大爷多少烧埋费才合理？
袁锦提出，别看我二大爷这个样子，人老了都这样，不好看！其实我二大爷是个秀才，命价理应比一般的人要值钱一些。
众人一听死者是秀才，都不免唏嘘，秀才老了病了遭灾了，看起来与旁人也没有什么差别。这个年代，秀才非正常死亡，其命价自然比一般人的命值钱一些，但秀才的命到底值多少钱，余慈孝也很茫然，因为他手里并没有赔偿秀才命案明码实价的依据。
张熹也赶到了现场，听了袁锦的话则不以为然，说让张学东赔偿死者的“烧埋费”是应该的，张学东是他侄儿也不假，但张学东今年遭了重灾，房屋田地都被洪水淹没，家徒四壁，他们全家是逃难到我家的，没想到今天遭此横祸，张学东认罪认罚，但无钱赔偿，请求县令宽限几年，有钱了再兑现。
任何时代都会出现认罪认罚但无钱兑现的问题，张熹从容不迫说这种话，是伸手不打笑脸人的意思。
但所有人对张熹的辩解都心知肚明，犯事的人只要将现在躲过去，至于以后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兑现都是浮云。更别说张学东还是一个外地逃荒来的，到时在哪里去找他？张熹替张学东推脱责任的意图大家全都明明白白。
张熹平日蛮横，得罪的人不少，被打的和看热闹的人中就有对张熹积怨很深的人，张熹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现在县衙，又不合时宜的替张学东说话，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张熹身上。张学东倘若对死去的人不兑现，他们自己被打伤的汤药费也会没有着落，那些围在县衙大门外的民众全都哄闹起来，大声嚷着，县令秉公执法，张学东打死人应该由张熹承担责任！
啥？张熹傻眼了，侄儿闯的祸怎么会由伯父承担责任，烧香引出鬼来了吗？
今天张熹如果不出面，看热闹的人有可能想不起他，想不起张熹，自然就不会将张学东与张熹联系在一起，想不起他，矛头就一定不会对准他，但张熹又怎么知道，烧得通红的那块火炭会掉在他的脚背上呢？如果早知道，打死他，张熹也不会露面。
一个嗓门大如洪钟的壮汉吼着，张学东不仅仅是张熹的侄儿，还是张熹粮店的伙计，我们都看见的，张学东每天都在张熹粮店上班，他天天在店里扫地抹桌子搬运货物，他做的事比其他伙计做的事还多，粮店的伙计打死了人，粮店老板就应该承担责任。
话音一落，另外一个男人也大声附和，说我就住在张熹粮店隔壁，我可以作证，张学东天天都在张熹粮店上班，他就是张熹粮店伙计。
张熹一听赶紧否认，说张学东在店里做事，是他自愿的。
余慈孝想想，问张熹，你说张学东不是你店里的伙计，他不是伙计怎么会天天到粮店上班？唉！这种推论无论哪个时代都会出现，比如，林月前世曾经发生过一件轰动社会的事，一个人跌伤了，另外一个人做好事，将跌伤的人送到医院，但跌伤的人却诬陷做好事的人是肇事者，法官判案的时候也是这么问的，你没致人跌伤，为什么要将伤者送到医院救治？
虽然两件事时间差了几百年，原来前世的法官和今生的县令判案推理如出一辙，说法都是一样的。
张熹赶紧申明，说余大人如果硬要判张学东是我粮店的伙计，我自己也是没有钱的，我买曹家的粮都是打欠条的，有县衙的表扬信为证。
张熹话一说完，门外一个穿长衫的人义愤填膺，用手指着张熹，说你欺骗县令，你高价卖粮给那些粮商，你至少赚了一百多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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