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明帝的御案在北,他坐北面南。
司徒范迁、司空伏恭两位宰辅和尚书令孙堪三人,在御案前侧案相对而坐。
众尚书、仆射、郎官们,则在堂下众小案就坐。
“河内郡守报,河水(注:即黄河)决塞,流民四成,无家可归……”
朗官药菘将河内郡守的奏折呈到尚书令孙堪案上。
尚书令孙堪阅毕,又递到范迁、伏恭案,等二人阅毕,三人相顾无言,均焦虑地点了一下头。
范迁便将奏章转呈到汉明帝御案上,并叩首道,“陛下,今日又来了,汉明帝闻言大惊。
事态,远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
汉明帝接过范迁的奏章,面色冷峻地阅读了起来。
东汉初前三帝,本身即是大儒,他们开创一个教化淳美的时代。
光武大帝大行之前的那个晚上,仍在与几位重臣谈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长短。
而汉明帝不仅通经文,还是道行高深的国画圣手。
而汉章帝既是大儒,又是书法大家,章体为后世范。
汉明帝勤奋朝政,更喜欢读经作画,在南宫的却非大殿、宣明殿、明光殿和寝宫章德殿内,都有他的御书房。
在章德殿,还有他专用的画苑。
不上朝的日子,他便与三公、尚书台众官,在书房内批阅奏章,处理政事。
很多军国大事,都是在这些御书房内作出的。
说来你或不信,每日案牍劳形,他的休息方式,一是作画,其技艺在当时可谓登峰造极。
只可惜年代久远,他的绢画未能传世。
二是到太学讲授四书五经,他精通《尚书》、《春秋》等儒学经典,他与他的儿子汉章帝,都是当时古文经学训诂学派的代表人物。
此时,汉明帝看完河内郡的奏章,仅略略思忖一下,便用低沉的声音,抬首对众臣道,“尚书台拟诏,‘命沿河郡县,开仓赈灾。
远离河水,择地安置游民,给以房屋田园牲畜,务让民安居乐业!”
“臣等遵旨!”
尚书令孙堪命朗官们迅速拟好诏书,以五百里加急的速度,连夜驰传沿河各郡县。
赈灾事宜处理完毕,君臣才开始办今天晚上的大事。
当天晚上的重要议题,是召见乐浪人王景。
汉明帝已经在朝堂上廷议数日,百官们也在朝堂上斗了数日,他耐着性子听了数日,心里不胜其烦。
这几日耿秉等反对治河派已经渐落下风,但朝臣们仍在坚持已见。
尤其是司徒长史吴良,引经据典,认为修建北宫已经巨废府库,现在治河将耗尽国力,甚至动摇国基。
他几次在宏篇大论之余,扭头责问汉明帝,“陛下,以举国之力治河,倘若匈奴人寇边,陛下当何以对?”
汉明帝最怕这个吴良,根本不敢和他辩论。
他知道吴良总是提反对意见,是拚着命想当诤臣。
你想激怒朕杀汝,好留名千古,朕偏不上当。
倒是司徒范迁见吴良太不恭敬,斥责了一番,吴良才老实一点。
其实,汉明帝心里早已经下了最后决心,准备治理帝国的心腹内患-河卞之害了(注:河即黄河,汉时称河水。
卞即卞渠,又称汳水。
河卞之害指黄卞决堤水患)。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防官之口同样甚于防川。
他不想用皇帝的权威来堵众臣的口,之所以要举行廷议,是想将朝廷众官的思想统一到自己治河的宏大决策上。
他盼望能举朝上下一心,共同对付肆虐了二百多年的国家大患。
汉明帝是光武大帝刘秀与母后阴丽华所生,是刘秀。
他自认威望和能力不如阿翁刘秀,必须更加严格,才能保证纲纪整肃,吏治清明。
因此,对待臣下也更为严厉、苛刻,甚至亲自责打有过失的官吏。
为了修明政治,汉明帝尊奉先皇刘秀旧制,严格限制皇亲国戚,绝不让外戚左右朝纲。
馆陶公主请求任命儿子为郎官,明帝当众拒绝,但却赐钱千万。
后来明帝向群臣解释说,“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难之。”
按照阿翁刘秀生前愿望,明帝拟定开国二十八将,图画于云台之上,让他们成为雒阳城乃至天下人人敬仰的英雄,但战功赫赫的伏波将军马援却不在其列。
原因仅因为明德皇后是马援的小女。
明帝的意图很明确,王莽就是以外戚身份篡汉的,前事不远,后事之师。
真是个多事之秋啊,老天爷是打定主意要考验一下他这个即位五年的皇帝!
进入春季以来,虽然离夏秋汛时尚远,河水和卞渠却相继决堤,这太不同寻常了。
沿河郡县损失惨重,二十万庶民无家可归。
而漳渭又报水患,饥民流离失所。
山东各州郡接着又以五百里加急,奏报大旱。
齐赵和三辅流民遍地,各州府郡县均频频报急。
春暖花开之时,即频发大汛,古来少有。
几地的诸侯、郡国的上计吏(注:汉代称代替诸候、郡守或封国相等官员进京奏事的官吏,叫上计吏)纷纷赴京入朝报急,这着实令汉明帝大骇!
警讯四起,一团乱麻。
尚书台从尚书令孙堪以下,众尚书、仆射们每见到各州郡急呈而来的奏章(注:东汉初官员奏章上递一般按‘县以表郡,郡上尚书’程序进行。
情况特殊时,县可越级上奏),俱心惊肉跳,一夕三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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